来到了最后一章。第11章“复仇女神的地位”。
本书一开始先考察了当今时代人和哲学的情势；然后勾勒了理解这种情势必须面对的历史背景；继而考察了四位哲学大师，他们对那历史隐含的诸多问题作了系统而又明确的说明。现在，在本书的结尾，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回到此时此地的世界情势，这是一切理解都必须由之发端又都必须回归的地方。因为在所有存在主义的思想中，最成问题的正是我们自己，正是我们这些发问者。
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四位哲学大师——基尔凯戈尔，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从思想上说，是存在主义运动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人物。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提供一个存在主义的通论或纲要，毋宁是讨论下面这个更加中心的问题：存在主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1．无人居住的水晶宫
理性主义在本书里始终都被当作靶子，这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美国读者尤其会感到如此。其实，一帖适度的理性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对美国生活会是十分有益。但是，存在主义抗议的实质在于理性主义能够弥漫整个文明，使得处于这种文明影响下的个人越来越不思想，甚至到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思想了。
理性主义只要支配着生活本身据以运行的基本方式和常轨，它就会造成这种情况。技术是理性主义的一种物质化身，因为它源于科学；官僚政治是理性主义的另一种化身，因为它旨在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控制和安排；而这两者——技术和官僚政治——一直在越来越有力地支配我们的生活。
但是，成为存在主义靶子的，与其说是理性主义，倒不如说是“抽象性”；现在，在这讲求技术和官僚政治的时代，生活的抽象性确实也值得认真考虑。
重返人类古代的美好状态，重返过去某个黄金时代，其实是人类本性的永久倾向。如果像存在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本真的生活并不是用盘子奉献给我们的，而是牵涉到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时空范围内自我决定（自我限定）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其威胁和允诺两个方面认识并且直面我们时代。
存在主义是终于达到的以哲学方式表达出来的反启蒙思想；它比其他任何哲学都更能推证出：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是浅薄的、抽象的，并且因此也是危险的。人的有限性，像海德格尔所确立的，或许就是对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致命打击，因为承认这种有限性就是承认人将始终既生存于真理中又生存于非真理中。
乌托邦主义由于把人的意义放到了将来，而使此时此地的人类以及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意义。存在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要给人一种意义的话，那就必须是此时此地的。
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包括了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亦翻作《反乌托邦与自由》）等等。
2．复仇女神
同传统哲学，或同其他当代哲学学派相比，存在主义，如我们所见，企图把完整的人——整个日常生活场景里具体的个人，连同他的全部神秘性和可疑性——带进哲学。各种不同的存在主义者都做过这项尝试，只是成功的程度有别。但这项尝试本身，即使它完全没有成功，对于我们时代也是必要的、有价值的。
如今，尤其是在我们美国，许多人空谈“完整的人”或“完人”，这些名词在这种语境里唤起的只是一些惬意的神往，以为只要参加补习课程、培养有益嗜好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就可以知书达理，拓展自我。但是，完整的人若是没有诸如死亡、焦虑、罪过、恐惧和颤抖以及绝望之类很煞风景的事，也就不再完整了。
我们在启蒙运动上的根子扎得太深了，不然的话，我们早就离开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觉得人生中这些很煞风景的方面就像复仇女神——我们总想逃避的敌对力量——似的。当然，逃避复仇女神最简易的方式，我们想，大概就是否认她们存在这一招了。现代深层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同时崛起，而且它们的起因也相同；这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偶然巧合：因为虽说启蒙运动把那些很煞风景的东西丢进了那无意识的废物场，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开始死灰复燃，终于迫使现代人去关注它们。
人类面对安抚复仇女神问题，这回不是第一次了。在西方历史初露曙光之际，希腊人就已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其记录已经由埃斯库罗斯伟大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留传给我们；从这部记录里，我们还可以读到有关我们自己冲突（略有差别）的预言及其惟一合理的解决意见（略有差别）。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记录了希腊史上旧有母系氏族神祇被奥林匹斯山新起父系氏族神祇取代这一历史阶段；但是，一般希腊公民仍然记得这些旧有神祇，所以当他被迫在新旧神祇之间作出抉择时仍然有点心情不安，左右为难。因此，在《复仇女神》中一开始，阿波罗神的女祭司就告诉我们，诸神中第一个女先知是年迈的母亲大地自己。阿波罗开始占据遍及希腊的神谕圣殿只是很晚才发生的事。这种从旧母系氏族神祇到新父系氏族神祇的发展同希腊意识本身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因为它也是迈向文明和启蒙的。经过这样一番解释，这出戏剧的问题便变成了：这种先进意识将必须对旧有世俗的无意识奉献什么样的一种敬意呢？
复仇女神将实实在在地受到尊敬，而不是简单地加以赎买；老实说，她们也是赎买不了的（即使我们现代的镇静剂和安眠药也不行），只有给她们以公道的和应得的尊敬，才能够安抚住她们。她们是人生的比较阴暗的一面，但是也以她们自身的方式和另外一面同样神圣。其实，要是没有她们，就根本经验不到神圣。如果没有怕得震颤或惧得发抖，人就永远无法面对他自己或他的生命；他就只会漫无目标地漂泊进虚幻不实的拉普特王国。
同理性主义的传统相反，我们现在知道，使人之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毋宁说理性是那真正使他成为人的东西的结果；因为正是人的存在这个自我超越着的自我锻造了理性，使它成为自己的筹划之一。
否认复仇女神存在，或是极力操纵她们脱离存在乃是理性的最后一次失误——在这一点上，正是它自己的“傲慢”毁了它自己，走向了它的恶魔般的对立面即无理性。否定人本质上是个烦恼的存在，除了生出更多的烦恼外是成不了任何事的。
众所周知，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对他们自己身上的人性盲点往往最愚钝，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智能在别的事情上太机灵了，从而把那个盲点遮盖了起来，使他们看不到了；把这种情况无限放大，你就会洞达辉煌的科学技术文明的底蕴：它可能由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离开了自己的根，而胡作非为。
由此看来，希腊悲剧智慧借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提出的解决办法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如果把复仇女神应得的地位给了她们，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她们并不像我们逃避她们时所想的那样，是那么一种“外在的精灵”。事实上，她们非但不是外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就像所有的神祇和恶魔同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一样。因此，图谋忘却她们，或是图谋否认她们的存在，原来竟不过是现代社会规模巨大而又有组织的逃避自我的又一个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