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伊出走后，我又成了一介生活的苦囚。凭着早年攒下来的一点积蓄，在昆明联大旧址旁寻了一处院子里的公寓，做着抄抄写写的活计谋生。久了也发过几篇文章到附近校内的小报上——却是很快就深深的后悔了——之后时常有学生模样的人来找我，客客气气的询问有没有什么新的爱情诗。我并不喜欢这些学生，总是绵羊见了虎狼一样避着。院里的年轻画家倒是十分喜欢这些学生，一到学生闲暇的周末，我就出门去滇池或者联大，画家就跑到我的屋子找学生推销自己的画。从东风路一路摆到小虹山，整个建设路都有可能看见我那“清明”的画家朋友。
从1937年8月到1946年7月，西南联大前后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很难相信这些茅草屋里传出了那句“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见了石刻碑和什么早已忘记的广场，我似乎很满足，这并不像昨日肚中饥饿有幸买到面包店最后涂满覆盆子酱的面包那么满足，也不像收到厚厚信封里的稿费那么高兴。反而更像是一种心灵上的幸福，是大脑穿越回这旧址还不是旧址的时候，我的灵魂也欢欣雀跃起来了！
——我不会见证这曲的终止，这是如何值得挤出两颗热泪来庆祝的事！
感谢时代的变迁，那些个烂俗恶物，之前是怎么让我厌弃啊！因为这实是便利的生活，我也结交了许多不同的朋友，有了天南海北的笔友，与同龄人相比，我算是太幸福了。我念叨自己写的“云高风清xxx，总有伊兰xxx”，先前觉得深深痴恋的绝美意境，现在看来也回想不起万分之一。幸福并不影响我很悲哀，伊也不是个小孩子了，风有时便会一直压住我们两人的头，悲哀的永不做再立起的征兆。
十年前在昆明校区伊租住过的那个房子，如今成了一个摆弄乐器的年轻女子的教室。我还记得房子所在的那五华区于1956年9月建区，由原第二、第四两区合并而成。即便一屋子的诗歌气息变成了乐声，也遮掩不住一股子厚重的爱情气息。这年轻的热情是不受压制的，想起故人总是难免伤怀，看到伊如今在隔壁有所成就，又不由得为她高兴一会。又想到当年伊抱一鸿愿，一晚上完成洋洋洒洒整整六七页的乐谱的事。有人问这曲子何时发表呢？伊也总是羞涩一笑，郑重的说：“总要先让他听过才能再想办法……”就因她也分不清她所爱慕的那个小伙子，也在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如同一只右手的拇指与小指，纵使实际上相连也总是被迫相隔，见不到面。而我似乎刚从一个遥远的旅途终归来（我还留着那张只写了“旅者”的便签），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好像一个生了陈年痈疽的老人，上了药，默默等待腐烂的肉从身上剥离，换来一具谈不上健康的躯壳。我觉得什么都还不错，在联大看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生生不息的精神，当即就让我死去已久的灵魂复活了一半。等到落日的时刻，看盛大落幕的光影给这片土地染色，那个憔悴的“诗人”，那点重燃的希望，从光流激起的漩涡里传出，终会在12小时的黑夜过后，重新点燃它生命的新生。
楼下的画家前几日搬走了，去了雪山工作。院里换了一个我称作“六奶奶”的老妇人和她的孙女“萍儿”。
小姑娘年纪轻轻，却充满了男人的勇敢。她说，若是有一只猎枪，她会把夜里聒噪的让人睡不着觉的鸟，一只一只的从树头打下来。正巧路过的挑夫二喜听了哈哈大笑，六奶奶也笑得合不拢嘴，我还是很敬佩这个洒脱的姑娘的。直到昆明的11月过后，气温低了许多，一天周末我还是照旧去联大躲学生，傍晚回家时却被堵在院门的萍儿叫住。
“阿叔，下午有个什么木先生电话找你。”
我不认识什么木先生，索性没当回事，以为又是昆明的学生找我研究出来的新方法。给了萍儿一些路上买的饵块，被高兴的小姑娘拉去看她今天新画的画。然而刚要踏进家门，就听到——
“萍儿快写作业去，不要烦先生。”六奶奶从电话房里探出头。“来，有个姑娘找你。”
我诧异的接过电话。
“请问哪位？”
“是我。”
“伊？有什么事吗？”
“木先生是专程来昆明找你的，你怎么把人家晾在那里？”
“木先生是谁？”
……
木先生原来是个校对印刊的商人兼大学教授，这职业可真是值得纪念——当然，纪念的方式肯定不是眼泪——我对商人的印象不好，觉得他们并不光彩。觉得他们都是一群投机倒把、狡猾和懦夫的结合体。一群精通平衡人心的疯子，美其名曰艺术，艺术，艺术是生于悲剧的。若是让我来重新检讨一下人类发展史上的阴谋诡计，他们便是那两千年前未被杀尽的腐儒。与他们相比，我倒是更喜欢那个一样“纯正与清明”的画家朋友！
11月28日黄昏时火车已进了昆明站，见了伊和木先生，一问才知道南京也来了一个张先生，重庆也有几个人在路上。算一下时间，大概都是明天就到。赶忙在留街安排了宴席，几个精明的商人喋喋不休，都是些什么：
“先生，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我为不知名的力量所钳制，不得已答应了下来。日后在联大无可奈何漫无目的奔驰，觉得自己也变成了狡猾、自私、势力的病鬼模样。——我想我得将一切重启，重新想，重新做。我把在联大居住的这段时间写的诗歌，通通交给了木先生。完事后免不了又是一顿酒席，这次都是：
“先生，谢谢您了！等着我们的回信吧！”
我已经醉的快要不省人事，被二喜和几个挑夫送回大院，才发现院门的钥匙还留在酒席的桌子上。不得已，只能翻墙进院子睡觉。
六奶奶正刚好打上吊灯，见着一个黑影深夜翻过围墙也是吓了一跳。
“先生，先生，可是你回来了？”
我摇摇晃晃地说：“是我。”
六奶奶拉我进来。“先生，我们还以为你走了。那木先生差人送来了好多的礼品，我都给你一一收着了，你来看。”
我醉醺醺的自然没去看，后来不辞而别，这些礼品也就都留给了六奶奶和萍儿。
……
日子已是12月底，平日晚间我喜好给伊讲几个自己写的新故事，同联大周边学校的学生一起。故事里时常出现一个年轻善良的好人，是如何写来写去给自己写成了一个不明事理的疯子。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掉进水沟里淹死了，一个能徒手雕出龙纹车轮的巧匠天天夜里殴打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好的故事已经在90年代后的年轻生命里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代替而来的便是完全真实的我的记忆，只有它们才能捏造出一个真实不加虚妄的世界。
故事时间后当伊谈论当时另一个漫画家的新作时，我看她的侧脸，一位可爱的常听抒情音乐的姑娘，突然侵入我的记忆里。
“X先生，（向我说），我们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爱与不爱都是偶然和凑巧，分歧与相仇都不受控制。（站起来）现在的我不能与这样的你同行，先生，你会为了责任和理想而死的……但是，我爱你……”
这姑娘真是高看我。
腊月二十三，天气还是灰蒙蒙的。街上已经挂上了一排排的灯笼，大院里已经传来了送灶君和大扫除的声响。邮局还是没有什么消息，也不知道那诡诈的商人为什么失约，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借着一年新生的劲儿，躺在摇椅上看沈先生和蔡先生的文集，满意高兴的轻拍着手。嘴里念叨着：
“我专是做梦的人呦……好呀，好呀……我自在又逍遥……与他们何干……”
“特地来过给先生拜年的！”
时间还是一天刚开始的时候，我本是懒懒洋洋躺在那张画家留下的带有金流苏花纹的躺椅上小憩，给二喜他们一声把我叫醒了。进门的是我熟识的几个担夫、小贩、还有布行的伙计，更多的是门外十几个捧着时兴丝绸包装盒的学生
“谢谢您，先生！好心的先生！”
他们领了福字与对联出门时，我又叫住了小伙子。
“二喜，帮我去邮局问问有没有我的信。”
得了我的请求，小伙子飞快的跑了，半晌气喘吁吁的回来答复。
“报告先生，没有！”
一九九五年腊月二十五，木先生和伊坐上了离开昆明的列车北上。那一天我睡得浅时，我好像听见了火车发动机的声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眼前是一个穿着白帽衫的年轻姑娘和一大片大理石的茶几。我顿感疑惑，拿起桌子上的纸夹，却看见上面的字正在飞快的消失，我不可置信的揉揉眼，整张纸上空空如也。等到一片云朵飘过，字迹竟开始闪烁起来，我却怎么也看不清楚。对面的姑娘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问道：
“苍予老师?”
她叫我什么？我又是迷迷糊糊睡着了。
............
再六十九天后，邮局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死了心，与几个朋友告别后，当晚我偷偷搬离了昆明。
2024.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