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安石为人如何？

王安石的为人在我个人看来，是在历史上都数的出来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官员，他的个人需求无限接近于零：“吃、喝、玩、乐”他一无所好，唯一的爱好大概就是著书立说（三经新义、淮南杂说、字说等等）。后世有许许多多人对他有无数的非议、指摘，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从他的私德下手，这就最好的证明了他的为人。

二、为什么历史上褒贬不一？王安石介甫是一个有大智慧，强手腕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这么多头衔，而且每个头衔都是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引起争论的。1、政治家（有人就有政治，有人就有冲突，有冲突自然也就有争议）；

2、改革家（王安石在后世的关注度，一大半在他的改革思想上，但改革从来都是新的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颠覆......可想而知了）；

3、思想家（在王安石的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尚未抬头，二程还未到火候，这时候王安石的“新学”在当时可谓如日中天，已经到了科考必谈“王学”、“新学”的地步。而到了南宋高宗之后，被王学压制多年的理学终于抬头，在清流和科考中彻底打垮了“王学”，并一直作为儒家的主流学派，这样一来，王安石的贬损可想而知了，而从事实上来说，理学的一大批传人也确实在孜孜不倦地攻讦王安石）；王荆公前三个头衔就已经集争论与一身了，这文学家带来的小小争议，对他来说也就略等于无罢了。

三、如何正确评价？评价王安石，哪怕你只是单纯地评论他的为人，都很难绕过他的“熙宁变法”。但是“熙宁变法”真的是太大的题目了，从建国以来，邓广铭、漆侠、李华瑞、邓小南一大批宋史研究者都很难对其做出一个定性定量的“公正评价”。答主过去“无知者无畏”，看过几本书就敢对“熙宁变法”纵横捭阖，那时候还是个很坚定的王安石支持者。到如今，知识渐厚，反而不敢妄下断语了。比如说他的青苗法。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地方贷款伤民（下等户），国家出面来协调，由地方政府放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让民众的损失减到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还能保证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生产。但出发点和终点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走到底。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的歪曲、走样：强制借贷、地方不作为等等等等，最后连百姓自己都反对了。比如他的免役法。其实宋代不乏有识之士，从许多史料我们都能得知，差役历来便是官员论证时常常提起的“积弊”。司马光、欧阳修都曾经大力反对差役法，可为何到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反对差役的时候，他们就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了呢？因为，王安石的免役法确实也有他的“流弊”。那就是“纳钱”。刚开始的时候，免役法还只是要求上等三户纳钱，不久之后便明确为所有居户，不论户等。这样一来，免役法也就完全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了。又比如，他的某些极端思想。很著名的一个故事。熙宁元年，神宗问政延和殿。所讨论的是朝廷冗费太多，加上暴遇天灾，是否应减少大臣的赍赏。司马光对的是，该减。虽然所费不会太多，节约出来的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减与不减是人格上面的事。何况，要是只要涉及减少待遇，大臣们就发出“有损政体，有损国威”的声音，那么将永无减少之时？就这么直面的来看，司马光的说的是不是很对？而且有没有感觉，这些思想应该是王安石的台词？王安石可是两袖清风的清廉宰相啊！王安石对的是，不用减，“未足富国，徒伤大体”！……这和大家心目中的“执拗宰相”王安石是不是也有很大出入呢？当然，一两句话，一两个政见不能代表什么，而且之后，这次论政还扯出了熙宁变法的主要议题：理财。王安石说出了著名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对的是：“天地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评判经济政策的是非。仅仅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大家看看—其实司马光也好、王安石也罢，都是在自己的眼界里看问题的。至于大臣待遇该不该减少这个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能称不上对。司马光是大家垂范的意思，但你这样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你是高风亮节，你家资雄厚，你固然可以减少，但底下的人呢？你退休之后来接任的人呢？国家财政问题不是减几个工资就能解决的。王安石则是绕过表面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意思，但这样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措施，而王安石在当时明显没有准备好，在论政的时候，司马光直接批判说：此乃桑弘羊欺罔之辞云云……而王安石则顾左右而言他……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有他明显的局限性（吏治上基本未能触及），他的变法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形成他理想中的“均贫富”，并没有改变“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有的反而增加了贫者的负担，但变法确实非常有效的改变了北宋过去“百年积存，维余空簿”的国家财政赤字问题，为之后河煌开边打下了基础。不过这样来说，他的变法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民意支持，而他在士大夫阶层中本来就根基不深（主持地方工作多年，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他的人脉），变法中的青苗、市易法还重伤士大夫阶层，这样一来，王安石在士大夫、黎庶中下两大阶级中都没有绝对可靠的支持，他个人的非议自然不能断绝了。

四、发现历史上苏洵，张方平等人，包括林语堂都不同程度上黑了王安石。而我们接受的教育体系里都是在褒颂王安石。问度娘也大部分是赞美。而看书的话发现其人乖戾孤僻，确实不大招人待见。就其变法来说也是比较失败，实行过程中太目中无人。求答疑？1、北宋其实是个言论及其自由的年代，苏洵的“辨奸论”、张方平的相关言论在当时而言，其实都是很平常的政治观点而已。韩琦说过：王介甫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唐介说过：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至于其他更加“恶毒”的评价，只要想翻，还能发出几十条来。但是在贬损的另一面，也不乏赞美。至于到了近现代，为何突然变得褒大于贬，其实也和一百多年以来时代对变革有着极大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我们追求创新、追求改革，求新求变之下，锐意进取的政治家自然多受好评，等到几十年后阶级固化，我们又会走上固步自封的老路的。2、“乖戾孤僻”？王安石绝对是一个有着广阔胸襟、有着极其乐观豁达心态的奇人，乖戾不知从何而来？3、实行过程中太目中无人。哪有不流血的改革.....哪有不得罪人的变法......说到目中无人，司马君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信你看看范纯仁对他的评价。说到这，我不得不提一句，当年王安石定下市易法的时候可是连小商小贩都请到了朝堂之上、政府之中的，这样的蝼蚁小民他尚且尊重，何来的目中无人呢？他目中无视的是那些恶意阻碍新法的人罢了……王安石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具有极强人格魅力的人。他在地方工作的时间远超过中枢，他能够在施政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问题，积极地解决问题，同时还能设身处地的为民众着想，但他的改革确实带有太多的天然缺陷，或许这些缺陷他自己也已看到，但从现有的史料我们无法再深入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