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河渡口的最后一班轮渡停运于1987年秋天。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只有候鸟还记得这里。每年白露前后，它们会沿着早已废弃的航线，在干涸的河床上空盘旋三圈，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南。
老周守了这个渡口四十二年。他在岸边种了十七棵柳树，每棵对应一个他送走过的人。今年第八棵被风刮倒了，他没再补。树根翻起时带出一块锈成烂泥的铁皮，依稀是当年船票箱的残骸——那些二分钱一张的、印着模糊码头图案的小纸片，如今随便一片都有人收藏。但老周觉得，收着收着就忘了当初为什么要收，跟守着守着就忘了当初在等谁，是一个道理。
王燕燕最后一次坐渡船是1979年。她那时还不叫王燕燕，叫王小妹，辫子剪了，要去城里纱厂报到。船到中流，她忽然回头，朝岸上喊了一句什么，被柴油机的突突声盖得严严实实。摆渡的老周只看见她嘴唇开合，像岸边的野蔷薇开了又谢。四十年后纱厂倒闭，王燕燕从城里回来，在渡口站了很久。老周问当年你到底喊的什么。她说忘了，可能是“妈我走了”，也可能是“我会回来的”。柳絮落在她花白的发顶，像1979年那场迟到的春雪。
孙建平过河是为了相亲。1971年腊月，他揣着二斤红糖，船到对岸却不敢下去。老周把船停在岸边等他，从傍晚等到天黑。月亮升起来时，孙建平把红糖塞进老周怀里，又坐原船回去了。后来他终生未娶，在镇小学教了一辈子书。退休那年有人问起，他说河对岸那个人嫁给别人了。但没说是谁，也没说那二斤红糖后来被老周塞进了哪个孩子的书包，化成那年春节十七户人家的灶糖。
最让老周记挂的是1983年端午前夜。一个穿藏青中山装的年轻人跳上船，不问价钱，只说“快”。船到对岸，他掏出一把硬币全塞进票箱，跑步消失在甘蔗地里。三天后下游捞起一具无名男尸，衣着特征相符，口袋里还有一张揉烂的电报：“母病危速归”。老周去认过人，回来把船票箱里的硬币一枚枚清出来，在坟前埋了七枚，剩三枚压在自己枕头底下。每年清明，他会去那座无碑的土坟前坐一坐，带一壶酒，自己喝一半，洒一半。三十九年过去，枕头底下的三枚硬币已被他的汗浸得发黑。
1987年秋天公路通车，渡口正式废弃。最后一个坐船的是个外乡女人，怀里的孩子发着高烧。老周把她送过河，没收钱。那女人走了很远又折回来，在渡口木桩上系了根红布条。此后每年春天，那根布条都会被人换成新的。老周从没问过是谁换的，就像他从没问过那孩子后来有没有活下来。有些答案不必追问，河水知道深浅就够了。
如今岔河彻底干涸了。河床上长满芦苇，秋天开出白茫茫的花。偶尔有城里来的游客问这里以前是什么，老周说，是渡口。游客又问，渡口是做什么的。老周想了想，说，是用来告别的地方。
游客走了以后，老周独自坐在第七棵柳树的树桩上。风从干涸的河床尽头吹来，带着上游新建化工厂若有若无的硫磺味。他眯起眼睛，似乎又听见柴油机的突突声，看见那些年他摆渡过的面孔——王燕燕的辫子、孙建平的糖、藏青中山装急促的脚步、外乡女人怀里滚烫的婴儿。他们都在船头回过头，都在对岸消失进甘蔗林或厂门或土路尽头，都曾在这条宽不过三十米的水道上，与他短暂地、垂直地相遇。
他是那条射线固定的原点，而他们都是从原点出发、去向不同方向的另一条射线。相交之后，永不相见。相交之前，素不相识。
芦苇花落在他的肩头，像多年前的雪、柳絮、煤灰和雨。
老周忽然笑了笑。他起身往回走，走出渡口，走出河滩，走进镇子越来越亮的灯火里。身后，那些他种下的柳树依然站在原地，在暮色中排成一道模糊的队列，面朝早已没有水的河。
而河水也没有消失——它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所有人的记忆里。存在于王燕燕失眠时反复听见的浪声，存在于孙建平教案本上偶尔画出的波浪线，存在于无名坟前每年清明被老周洒下的酒痕中，存在于那根年年被换新的红布条每一次迎风展开的猎猎声响里。
河不在了，渡河的人还在。人也不在了，河还在他们离别的那一秒钟里，永远地流着。
正如那些射线——从相遇点出发后，不是走远了，是走进了各自不同的时间维度里。在某个坐标上，老周依然是那个握着船桨的年轻人，王燕燕依然是那个辫子剪到一半的姑娘，藏青中山装依然在黑暗中奔跑向一张永远到不了的病床。
他们从未离开渡口。只是渡口，离开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