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

        “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

        “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

        “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

        “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

        “《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

        “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

        “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

        “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

        “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

        “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

        “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

        “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注释】

1、文中子，名叫王通，是隋朝大儒，字仲淹，号文中子。他辞官回乡后，潜心研究孔子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觉得学问有成，又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又称“续六经”，以“王孔子”自居。目前流传下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是《中说》，集中反映了王通的思想。

2、退之，就是韩愈，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在儒家思想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名篇《原道》，这篇文章的主旨是重续中国的道统。

3、徐爱问的，就是王通模仿孔子“六经”作“王氏六经”的事。王通以学问自雄，以“王孔子”自称，把孔子的“六经”研究透了，光写注解讲解不过瘾，干脆自己重写了一部。这样大家自然就看他不爽了，你算老几？还重写“六经”？

4、《左传》，《春秋左氏传》，战国鲁史官左丘明所著，以解《春秋》，把《春秋》书中所涉及的史实叙述详尽。徐爱认为，要理解《春秋》，就需要参考《左传》。

徐爱有此说，包括我读《道德经》就参考了不下十几个版本。学习圣人经典，必经文互参，方能深入了解。不过，先生回答，是另一个角度。

5、《三坟》，相传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

6、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这事《论语》里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杞国，是夏禹的后代。宋国，是商汤的后代。孔子说：“夏朝的礼制我大概能说出来，但杞国的现状不足以为证。商汤的礼制我大概也能说出来，但宋国的现状不足以为证。因为文献遗失，没有了。如果有文献，我还能确认是否准确。”

夏禹商汤之治，孔子都找不到文献了。估计《三坟》也只是传说，不能讲是孔子把它删除的。

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夏商二代的礼制虽然不清楚了，但是周朝的礼制，是从夏商二代传承下来的，又与时俱进，加以损益，蔚然大观，所以孔子推崇周礼！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由来，这是国家的道统。

7、《连山易》相传为夏朝《易》，以艮卦为首，上艮下艮，如山连绵，得名。

8、《归藏易》相传为商朝《易》，以坤卦为首，上坤下坤，万物皆归藏于地，得名。

【大意】

        徐爱问老师如何评价王通和韩愈两位大儒。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雄者；王通是贤德的儒者。后人因为文章的原因，把韩愈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尊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远了。”

        徐爱问：“那他怎么会做出模拟仿作经书这样的事呢？”

        王阳明说：“仿作经书，也不能一概否定吧？那后世儒者写那么多著作，和王通仿作经书又有什么区别呢？”

        徐爱说：“后世儒者，写作出版，当然也有追求名声的私心，但目的还是明道。王通仿作经书，就纯粹是为了求名。”

        王阳明问：“那么你说那些著书立说以明道的，他们效法谁呢？”

        “孔子删减编辑‘六经’，就是为了阐明圣贤之道，他们效法的是孔子。”

        “那仿作经书，不也是效法孔子吗？”

        “著书立说，写注讲解，把圣贤之道立在那里，又结合时代语境和自己的体会，有所发明，这是明道。”

        “而仿作经书呢，是东施效颦，模仿圣人口气行迹，恐怕对圣贤之道没有什么贡献吧？”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贤之道，是使得道理返璞归真，见之于日用常行的实际行动呢，还是用美艳的言辞哗众取宠呢？”

        “天下之大乱，都是因为空洞的虚文盛行，而切实的行为衰退了。如果圣贤之道能彰明于天下，那孔子也不用删述六经了。删述六经，是孔子不得已而为之。”

        “伏羲画出八卦，奠定了《易经》的基础。周文王被纣王幽禁时，演绎八卦为六十四卦，并写作卦辞。周公又根据前人所注，写成爻辞。这是《易经》的发展脉络。”

        “但是，在这之间，夏代有《连山》，商代有《归藏》，都是《易经》的不同版本，纷纷扰扰，版本众多，说法混乱，令人不知所从。”

        “孔子看到天下好文之风越来越盛，人人都想搞点自己的说法，《易经》的解说没完没了，于是他就取文王、周公的版本加以阐发，确立为《易经》的正宗。这样，其他各种混乱的说法才消停了，《易经》的解说标准被确立下来。”

        “另外五经，《书》《诗》《礼》《乐》《春秋》也都是这样。《尚书》在二典三谟，也就是《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之后，《诗经》在《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这样浮夸淫荡的文章诗歌，不知道有几千几百篇。”

        “《礼经》《乐经》当中关于礼乐的各种名目、物件、规则等，也不可胜数，孔子对这些都进行了删减、订正，把那些多余繁杂的说法废弃了。对《尚书》《诗经》《礼经》《乐经》，孔子只有删减，自己没有增加一个字。而今天我们读的《礼记》，那是后儒附会而成，已经不是孔子的原文了。”

        “至于《春秋》，虽说是孔子所作，实际上也是鲁国本来就有的史书，孔子只是‘笔削’之。笔，是抄录其旧文；削，是削减其繁复，所以也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是怕繁复之文乱了天下正道文章，想要简易明白却很难做到，要使天下人去其繁文而求其实质，而不是用文辞来教化天下。”

        “《春秋》之后，繁文越来越盛，天下思想越来越乱。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天下士人，他固然有他的私心，而且不该把‘六经’也给烧了。但是，如果他志在阐明圣贤之道，把那些离经叛道的书拿来烧了，那倒是正合孔子删述之意，去芜存菁。”

      “自秦汉之后，崇尚文辞之风又盛行起来，就算想把它们都清除，那也清除不了！只能效法孔子，把那些接近正确的抄录下来，加以宣传表彰，让良币驱逐劣币，那些奇谈怪悖之论就会自然淘汰。”

        “我不知道王通当时仿作六经是怎么想的，但我却深深地理解和赞同他的做法，我想即便圣人重生，也会像他那样做吧！天下之所以得不到好的治理，就是因为惑世的虚文盛行，而切实的行动衰落。个个都要拿出点‘自己的观点’，新奇的观点竞相高下，以眩惑人的耳目沽名钓誉。”

        “这只能混淆天下人的视听，使得天下糜乱相争，争相以修辞来求出名，而不知道还有实事求是、返璞归真的做法。这都是那些著书立说、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风气！”

        徐爱又说：“著述解说，也有不可或缺的吧？就拿《春秋》来说，如果没有《左传》做参考书，根本读不懂！”

        先生说：“如果读《春秋》，一定要参考《左传》才能读懂，那就变成猜歇后谜语了。”

        “那《春秋》都是微言大义，清楚明白，圣人何苦要给你搞得艰深隐晦呢？那《左传》的内容，大多是鲁史旧文，孔子著《春秋》，就是从那儿笔削删减而来。《左传》又给他加回去，那当初孔子又何必删减编辑呢？”

        徐爱接着说：“伊川先生程颐也说：‘《左传》就好比一件件案子，《春秋》呢，就是对案子的裁断。’如果就写三个字，弑某君，伐某国，读者也判断不了。”

        先生接着解释说：“程颐老师说这话，恐怕也是跟着大家人云亦云，没有深刻理解孔子著《春秋》的理念。比如写某某人‘弑君’，那弑君就是大罪，何必问他的详细过程？礼乐征伐，是天子的权力，如果说某诸侯‘伐国’，擅自攻打别的诸侯国，那便是大罪，又何必去问他怎么伐的呢？”

        “圣人删述‘六经’，是要正人心，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孔子也曾经说过，要等有人具体来问的时候，根据对方的心智情况，因人而异地进行讲解。而且他也不肯多说，怕人不切己体察，只是专门来求些说法，道听途说，误人子弟。”

        “所以孔子说：‘哎呀！我真是不想说话！’因为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却不知道他听了你的话之后会想什么。他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挑拣曲解，到头来还说是跟你学的。”

        “所以，这存天理、灭人欲的事，孔子都不想多说，那‘纵人欲，灭天理’的事，他还会去跟人津津乐道吗？那是一个字都不想说！因为说了就是长乱导奸，教人学坏。”

        “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就是问孟子能不能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孔子门生不讨论齐桓晋文的事，所以没有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说过。霸道我不懂。您要问，我就给您讲讲王道吧！”

        “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孟子的态度。现在的儒者，只是讲解霸者的学问，所以就要去了解很多阴谋诡计。这全都是功利之心，与孔子删述六经的宗旨背道而驰，他们怎么能够想得明白呢？”

        先生叹息道：“孔子这番苦心，除非是与天同德的人，否则没法理解这些道理，你也没法跟他说！”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看到史书上有存疑而未记录的地方。’孟子也说：‘如果《尚书》上的记载都完全相信，那还不如不看《尚书》，一部《尚书》，我也不过在《武成》这一篇里取两三卷来研读而已。’孔子删减编辑《尚书》，对尧舜到夏朝四五百年间的事，也不过就挑选几篇，这难道是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记述了吗？但他就只记那么几件事，圣人的用意，应该可以理解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可现在的后儒，却又要把它填补回去。”

        徐爱问：“圣人作经的目的，是要正人心、去人欲、存天理，所以春秋五霸的事，圣人不希望后人详细了解。这个心意我懂了。但是，对尧舜之事，怎么也记得那么少呢？”

        先生说：“哎呀！这又是另一回事！那伏羲、黄帝之世，太久远了！事迹已十分模糊，传下来的自然就少。不过，这也可以想象，那是民风淳朴，没有浮夸文饰的风气，这就是上古时代的社会状况，不是后世所能比拟的。”

        徐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太古之治那么好，那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事迹的《三坟》，当年也传下来了呀？孔子为什么把它也删了呢？”

        先生说：“即使有传下来的，也与世道的变迁有所不合了。”

        “社会风气日开，文采日胜，到了周朝末年，要想恢复夏朝、商朝的风俗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回到伏羲、黄帝之世呢？”

        “但是，各个时代治国理政的礼法虽有所不同，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孔子说他的道统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文武之法，就是尧舜之道。与时俱进，因时设治，所施的教化和政令各有不同。即便把夏商时代的制度放在周朝推行，也已经不合时宜了。”

        “所以周公对于大禹、商汤及周文王的制度都有研究，遇到与时代违和的就夜以继日地反复思考。更何况是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怎么还能够施行呢？所以圣人就略去不记了。”

        先生又说：“只采取无为而治的措施，不能够像大禹、商汤、周文王那样与时俱进，因时致治，非要回归上古时期小国寡民的风俗，那是佛家、道家的学术。”

        “如果能因时致治，但不能像大禹、商汤、周文王那样本于大道，而是出于功利的心态来治理，那就是春秋五霸的事业了。后世的儒者讲来讲去，也只是得个霸道而已。”

【浅见】

1、就儒学成就，韩愈跟王通不好比。不过，后世儒生对韩愈的尊崇，也并非是因为他的文章，而是他对复兴儒学所做的贡献而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韩愈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极大成功。

2、韩愈对儒学复兴的贡献，是王通一生学问也不能相比的。所以在程朱等宋儒再续儒家道统的时候，在韩愈所列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后，他们越过汉儒，独尊韩愈，以韩愈为孔孟之后的符号性人物。我们今天再来看，韩愈之后便是二程、朱熹，朱熹之后是王阳明。王阳明之后，就没有这个级别的人物了。

3、先生所论，对前人的思想文字只减不增，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则。既然是阐述先贤之道，觉得繁复的地方可以删减，但是一定不能自己补充，不要加进“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把先贤之道传下去。

4、为什么有人要加杂私货呢？主要因有胜心、虚荣心

1）胜心，先生说：“其说本已完备，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前人已经耕耘过的领域，学术结论已经止于至善，他非得搞个新说法，说什么这个理论过时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2）虚荣心，老想有“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观点”。儒家说：“善为天下公。”真理只有一个，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天下所公有的，所以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观点是你自己的，那肯定是错的。

5、徐爱问的，正是孔子著名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就写个“弑某君”，一个“弑”字，就给你定罪了。但不具体写事情经过，所以徐爱说要读《左传》，才知道那案子是怎么回事，才能了解是非曲直，才能断。而孔子的写作理念，恰恰是要把那过程删除，不要你了解！

6、先生的意思是孔子的理念是不写具体罪行过程。因为好人读了也不增加什么教益，好人只要知道那事不能干就行了；而详细的讲解给坏人读了，就会更让他学坏。一些连环杀手，不都是跟着电影、小说、新闻案件报道有样学样吗？所以现代新闻伦理，对一些犯罪过程不大肆猎奇宣扬，也是这个道理。否则，是诱人犯罪。

7、孔子不是历史作家，他著《春秋》，和司马迁写《史记》，或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理念目的不一样。司马迁是要著史，好事坏事都要写清楚。司马光是要资治，亲贤臣，远小人，好人坏人都要剖析辨别明白。而孔子呢，他是要正人心，所以坏事一概不说，最好都不要传下来，这样就没人知道可以怎么使坏。

8、韩愈为继承道统，文起八代之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此章先生比较了王通和韩愈之优劣及孔子删《六经》的目的、性质及圣人之治如何效法等问题。

9、先生以为王通虽仿圣人之经，乃明道于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目的和圣人一样，都是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违天理之事略之，此亦是孔门家法。

10、先生一样，其除了弟子记其讲学语录、书信，其著作极少。同样怕虚文胜而实行衰。主张因时致治，与时俱进。认为《六经》皆史，道、事不相分离。“史以明善恶，示训戒”都是人心天理之本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