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日子，母亲舍不得离开马荡半步，围着门前屋后忙，好像空闲半天，必然少捡了半缸金子似的 。

这天一大早，二哥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母亲乘公共汽车来盐城了，他拦不住。

周同志接的电话，不好多问。

撂下电话，他说待会儿去车站接母亲。

我嗓子疼，打着手势，叫他上班，我去。

我站在车站门口，母亲出来了，直盯着我的脸，左看右看，然后摆摆手，叫我不说话，自己却嘟囔着，怪二哥打电话多事，她摸得到我的家，不需要我来接她。

母亲背来大包小裹，到了家里，一样一样往外掏，除了吃食，她的衣服一大堆，看样子，她要长住了?

我憋不住了，小声问，你怎么知道的?

母亲不理我，一手拿着小板凳，一手拎着满网袋龙虾，去小院子里剪龙虾。

我儿子喜欢吃龙虾，母亲常常在老家剪好烧熟，盛到饭钵子里，送到班际客车上，把钱给售票员，请客车带到盐城车站。

去车站拿，我特嫌麻烦，母亲就说荡里的龙虾比城里的干净又好吃。

这次，母亲带来的龙虾足足有十斤。

母亲坐在小院门口，熟练地剪着龙虾，自说自话，这个世界上啊，什尼都是假的，吃饱穿暖养好身体才是真的，比天塌下来还重要。

我蹲在她身旁，看光影在她的身上缓缓移动，那一刻，我觉得特别踏实，儿子的学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儿子学习很粗心，做过的题目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错，我时常忍不住大喊大叫。

一个月前，我去学校开家长会，儿子课桌塞了半桌肚的考试卷，分数一言难尽。

儿子考得这么差，而且一直瞒着我。

我当时就像吃了一记闷棍，头晕目眩。

回到家里，我大声责问儿子，儿子非但不认错，还跟我百般辩解。

小升初考试在即（那时没有学区房一说），我又气又急，对着儿子声嘶力竭，咆哮如雷。

仅仅几分钟，我咳嗽不止，喉咙像针戳一样地疼痛，一句话说不出来。

第二天，喉咙疼痛缓解，但说话嘶哑。

我没有当回事，该上班上班，下班回家，该急还是急，该吼还是吼。

就在前两天，我又一次歇斯底里，急得要往天上跳，考试不及格的儿子吓得直往后躲，刹那间，我一句话说不出来，失声了。

去医院做了喉镜，医生当即开住院单，说声带有息肉，需要手术切除。

我找医生朋友，她建议我先噤声，做保守治疗。

走到医院门口，碰到老家一个熟人，我一言不发，周同志跟人交谈了几句。

老家熟人小街碰到母亲，告诉她“小老姑成哑巴了”，第二天，母亲就来到我家里。

母亲要我去大医院，南京看不好，就去上海，上海再看不好，就去北京，她不信没有地方治好我的嗓子。

从早到晚，母亲唠叨个没完，中心意思就是:不要乱发脾气，着急伤身，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身体不好的话，猪不吃狗不闻；不要凶周笨（我儿子），是马就不会变成骡子，牛大自耕田，命里有五分省得起五更，你小时候没人管，不也有好成绩?

母亲的话失之偏颇，我不跟她争辩，一笑了之，暗下决心不凶儿子。

可是，一看到儿子的错题，所有的淡定立刻烟消云散，火苗嗤嗤直冲头顶，冲顶的怒火化为拍板凳打桌子的吼叫。

母亲上前劝我拦我，我依然猴急狗跳，一句听不进去。

眼看劝不住我，母亲背起包裹，拉过我儿子说:你这样刀凿斧砍，还把伢子吓死了呢，乖瓜，跟外婆回乡下，现在就走，让你妈一个人疯，一个跳。

儿子真跟着母亲往外走，周同志跑出去拦，外婆一甩手，推开他。

已是半夜时分，往哪儿走?

我知道母亲并非真的想带儿子离开，她没有办法拦住我狂风暴雨的发作，只有用离开来吓唬我。

周同志跑回家，对我吼，把我往外拖。

母亲和儿子，一老一小向黑暗中走去，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瘦瘦的，刹那间，我心如刀绞。

我追上前，母亲不肯回头，要我保证不再打骂儿子，否则她当夜走回马荡，我重重地点头。

假期结束，听说我要去上班，母亲左右为难。

她巴不得我在家里休息，早一天养好嗓子，又不能叫我不上班，工作是我生活的来源。

母亲白天在家里嘀咕，求神明保佑我，晚上坐到门前的石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答应母亲，上班尽量不说话少说话，母亲满脸积攒的皱纹才松散了一些。

倘若，我下班迟回家，母亲就叫早到家的儿子打我单位电话，或者叫周同志出去找我。

我踏着自行车，远远地，见母亲在门前的长路上张望，她在望我回家。

天晚了，在乡下，她会挨家挨户地找我，而且一路走一路喊，“二丫，嘎来呀，二丫，嘎来吃晚饭啦……”。

陌生的城市，她不敢到处走，也不敢喊我的名字，只有来来回回地张望。

黯淡的路灯下，母亲佝偻着身影，贴着路边，左左右右反反复复地走动，如同靠着木板打箔子。

路灯照着她的白发乏起点点亮光，犹如一朵一朵的芦花在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