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断然不会一条道走到底，不时打个岔来个弯道。
有了自己房子的第三年，我下岗了。
国有企业大幅度亏损，面临改制与重组，水泥厂也不例外。
好多同事为承包水泥运输摩拳擦掌，有人劝我搏一把，周同志也建议我干一票。
多次说过，我是个懒惰的人，我是得过且过的人，压根就不考虑这件事。
事后证明，我错过了一个多么重要的发财与成长时机。
这十多二十年，我们的社会，市政大面积改善，道路桥梁大规模建造，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的势头前所未有，那些承包散装罐运输的同事早已成为规模集团的掌门人，即便在建筑市场周边小池塘里扑腾小鱼小虾的同事，也赚得盆满钵满。
而我依然拿着死工资过活。
这在当时，我完全不作谋划，我一直后知后觉，完全没有研判未来的意识。
超出常规的浪潮袭来的时候，我甘心做一只鸵鸟，两耳不闻窗外事，把身子缩在小小的茧里。
水泥厂的运输公司被承包（现在成了规模集团），只留下一名会计和修理厂长，我被多余了。
其它岗位，既脏又累，我只坚持了半年，便主动提出辞职。
儿子正在上小学，没有人接，经常滞留在学校。
大嫂生癌症，手术后住在我家，我得陪她去医院化疗。
家里需要人，我思来想去，才决定离开水泥厂。
儿子假期，我带着他回乡下。
母亲正端着一盆猪食，一听说我没了工作，愣怔地站住了，既没有把猪食倒进猪槽，也不知道把猪食盆放下来，就这么颤抖着双手，端着猪食盆，愣愣地看着我，不发一言。
母亲为我骄傲，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在城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是我安身立命的柱子，没了工作，我拿什么在城里立定脚跟?
这些话，母亲没有说出口。
自小到大，无论我做什么，母亲都不会恶声古怪地骂我，更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情，我在她身边一直自由如风。
而我对儿子，动辄疾言厉色指手画脚，我比母亲，差得太多。
母亲表面上照常，忙前忙后，给我和儿子做好吃的食物，我们临走，还给我揣了一大包。
还安慰我不要着急，好好带儿子，儿子因为放学没人接常常哭鼻子 ，母亲心疼得不得了。
我走后，母亲背着我使蛮力，如同我在县运输公司那会儿。
母亲听说远在外省的小舅有战友在新光集团任职，便跑到邮政局打长途电话给小舅，请他帮助。
小舅打电话给我了解情况，我才晓得这回事，结果是，他的战友早已退休，退休前是普通工人。
母亲又跑去小姨夫的庄上 ，请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帮忙，在水泥厂修车的表弟小磊告诉了我。
脾气耿直的母亲，从来不为自己求人的母亲，我能想象母亲求人时的低三下四与委屈。
疼惜之余，我更多的是恼羞成怒。
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奶奶，能帮什么忙?我在社会跌打滚爬多年，太知道，没有对等的关系和相匹配的实力，别人才懒得理你的破事。
我回乡下，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邻居大爷端着饭碗走来，一屁股坐在我家门槛上，开着玩笑:你嘎妈妈能干呢，跑去刘三家请人噶帮你找单位，一个生产队的人都晓得了。
刘三在市里公安系统上班，是马荡口口相传的能人。
我气不打一处来，对着母亲咆哮如雷。
母亲嘿嘿讪笑着，尴尬地后退，同时装作若无其事地拍拍衣服上的灰尘，给自己打圆场:他大爷，你不要跟二丫计较，她从小到大，就是这怪脾气，不看她儿子上学校了，还是小伢子心呢。
好像我发火的对象是邻居大爷，而不是她。
直到长大的儿子，肆无忌惮地对我发火，我才意识到，我当年对母亲的蛮横与残忍。
正是因为父母毫无自我的退让与包容，做孩子的，才敢肆无忌惮地发脾气。
离开马荡，回到盐城，我开始四处找工作，我一天不上班，母亲一天不得安生。
也是机缘巧合，那天我去车站接大嫂，顺手买了一张《盐城晚报》，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被收了没有。
就是这篇《清凉的棒冰》，回忆儿时母亲买棒冰给我吃的经历。
文章登载，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尽管是毫不起眼的豆腐块。
又在无意中，副刊一则招聘信息引起我的注意。
电信单位，报名最后一天。
把大嫂送去医院化疗，我即刻踏上自行车去招聘单位（那时没有电子档一说）。
我的年龄也卡在最后，再过两个月就超过35周岁了。
我跟人力资源主任谈了一会，她觉得我的口才和经历可以试一试。
生命中的三个贵人，新光集团的女主任、市WEI干部科的范科长，以及眼前的王经理。
三天过后，我接到王经理的电话。
我和电信单位签订了试用一年的合同，进去后才知道，这家单位是央企，上市公司，效益比水泥厂又高出几个帽子。
没有人脉，没有资源，但我有生生不息的力气，凭着死磕到底的精神，留在了央企。
母亲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舍不得用力气，睡一觉，力气就来了。
相当一段时间，有人问我这个学交通的外行如何进入当时蒸蒸日上的央企，我直言不讳地说找人打招呼了。
倘若说毫无姿色资历平平的我凭一己之力，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