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最早被称为清谈、玄谈、清言，因其依据的典籍《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玄学。
玄学的典籍：三玄
《周易》、《老子》和《庄子》都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有趣的是这三部书在先秦时并不都属于同一流派。
《周易》是儒家经典，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孔子极其推崇《周易》，认为到了五十岁再读《周易》才能有深入的理解。他读《易》韦编三绝，连缀竹简的绳子都断了三次。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著作，倡导“无为”、“自然”，与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
但是，玄学却将这三部不同流派的作品同时奉为典籍，可见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玄学的派别
虽然都是玄学，但其内部却因为观念的差异而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就像佛教有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不同宗派一样。
魏晋时代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由此而引发出“自然”与”名教” 之辩。“自然”的含义不必多说，那么什么是名教呢？其实名教与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儒家推崇的“礼法”。崇礼法才能有好的名声，而好的名声是当时人特别看重的，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能不能做官。
面对名教与自然之辩，魏晋名士给出了两种回答，由此基本可以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两派人物都推崇自然，但对名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温和派的代表是何晏和王弼，他们对名教很包容，不主张废弃礼法，而主张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二者结合以治天下。
激烈派的代表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反对“名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所谓的礼法和名教极度排斥。现在说起玄学，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人，但是在当时，二人的言行却屡屡遭到其他人的批评，他们的观点实在太惊人了。
在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序》中曾提到这两派的特点：“在激烈派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哲人们在苦难中的低回长吟及其对自由的呼吁。而在温和派的言论中，则可见出其孤怀独往、直面现实而又追求玄远之境界的关切。”
当然，这两派的言论都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的回应。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社会背景导致玄学的流行呢？
玄学流行的原因
玄学是魏晋时期主流的思想。在魏晋之前的汉代，不论是东汉还是西汉，都是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先秦时的诸子之学斥为末流，而将儒学尊为正统。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儒学一直处于尊贵的地位，文人士子纷纷诵习，父子师生相传不废。可以说，儒学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文化范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儒学发展到东汉时期，渐渐陷入繁琐的解读而脱离其本义。《尚书》中的一句话，东汉学者竟然用数万言来解释。要说他解释得有多好，那还真的不能确定。但是这种对待儒学的方式确乎让普通人离儒学的精髓更远了。
而且，东汉盛行的谶纬之学更是将思想导向巫蛊神异之流。所谓谶纬就是中国古代汉族民间的神学语言谶书和纬书的结合。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而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如果那里出现奇异的自然现象或物件，人们就会解释为某种预言，还附会说这是儒家经典里提到的。
儒学像一个被歪曲利用的工具，失去了本来的面貌。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做出改变。东汉大儒马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率先为道家经典《老子》作注，还采用了简洁明了的著述方式，一改繁琐解经的弊病，为学界带来清新之气。
以往被独尊的儒学积重难返，无法得人心。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
除了思想文化本身的驱动外，社会政治背景的变革也是促使玄学盛行的重要因素。
汉末之际战争频仍，不少底层群众奋起反抗，以希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曹魏政权与底层群众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曹操本是宦官的养子，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当他掌权时，便主张只要有能力就能做官，什么家世、门第通通不重要，不孝不廉也不重要。在当时，家世门第和孝廉意味着“名”，有人有名无实，没用得很。因此，曹操要循名责实，看真本领。这一趋势对魏晋时期崇尚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到了司马氏的晋朝，更多是世家大族来掌权，名教又重新获得更多关注。但是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对“自然”的理念有颇多了解，对名教的虚伪也有了更多认识，如何才能更接受名教成了统治者维护政权稳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由此，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被广泛讨论，玄学也在这种争论中日益发展。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玄学的流行是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主导的结果，一个战争频繁出现而思想散发光芒的时代在玄学的辉光中登上历史舞台。
玄学的地域分布
为什么玄学在曹魏故地盛行，吴蜀有没有代表人物？这个问题可以从玄学盛行的原因中找到答案。
曹操循名责实的理念包含着对名教的怀疑态度，也催生了自然观念的盛行。基于此，曹魏故地玄学之盛行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东汉洛阳是文化中心，到三国时期，洛阳属于魏国领地，自然以魏国为文化正统，像我们熟知的玄学家何晏、王弼皆是魏国人。
到了西晋，玄学代表人物阮籍、嵇康亦身处曹魏故地，不过这时他们已处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了。
吴蜀两地在三国和西晋则没有相对知名的玄学代表人物。
但是到了东晋，玄学的地域分布又发生了变化。随着东晋的南迁，文化中心也渐渐转移到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也就是吴国故地。爱谈玄说理的玄学家多集中在南方。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曾经对魏晋时代作出经典的评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种艺术精神就是指玄学思潮。玄学的盛行是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背景催生的，反过来，它也为时代文化提供了极富艺术精神的内质，而这种内质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