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到来时，全国已经彻底掀起了文凭热，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我看到火车上戴着校徽的大学生，瞬间肃然起敬，羡慕得不行，显然，他们已成为新时代的骄傲。

师里从当地中学请来了老师教大家数理化，也从内部筛选出数理化基础好的战士充当辅导员，大家都开始上补习课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复习，我申请去了电影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赵副主任批准的。

原以为宣传队都是帅哥靓女，肯定是非多，哪想到小小的电影队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听我细细道来，电影队一共有六个人，三男三女，七七年之前，从未有过女兵。六个人中间，只有高队长是干部，老王来自农村，小眼睛肿眼泡，但是很有神，毛笔小楷写得很漂亮。

刘祥来自北京，会画画，那个时候，正式影片开映之前，不是放映新闻简报，就是要放幻灯，他们俩个男兵就成了队长的左右臂。

师长说，电影队要起到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用来鼓舞士气，所以，电影队很受师领导的重视。电影队归政治部领导，我们几个战士和政治部的干部们一起吃饭，一起植树，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少了两个兜，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希望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

女兵有三个，张平，莎莎和我。张平和莎莎一入伍就到了电影队，因此，比我早到一年，张平来自北方的县城，父亲是武装部的，她很淳朴，也很随和，但是很有心机。

莎莎年纪小，张平自然而然地成了播音骨干，她不让我们俩个进播音室，也不愿意教我们放电影。

电影队住房条件太好了，我们住在礼堂里，前面大厅的两侧各有三层，男兵住一层，我们俩个女兵住二层，对面就是广播室，起床后揉着朦胧睡眼去放广播也不会走错。

我们住的房间很大，采光超好，两面都是大窗户，冬天暖气很热，夏天开了窗户就是穿堂风，我们称它“军营别墅”。

大礼堂是白色的，嘎嘎新，属于师部最雄伟的建筑，礼堂位于师部中心，相当于守备三师的心脏，前面的空地就是操场，夏天用来放露天电影，也用来跑操和锻炼，每天的夕阳和朝阳都把礼堂装点得更加富丽堂皇。

一个大房间只有我们三个人住，非常舒适惬意。张平很内向，没事的时候，喜欢读报纸写家信，她积极要求进步，做事超级利索，床铺一尘不染，被子叠得笔挺，显示出主人良好的军人素质。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检查大们是否关好，侧门是否锁上。

莎莎喜欢写日记，写完了就锁起来，好像有很多小心思，她在家是老小，我和她姐姐是高中同学，自然像姐姐一样照顾她。

到了电影队后最明显的是伙食改善了，我们去政治部食堂吃饭，以前宣传队吃饭，我们都是把小马扎摆成一圈儿，几个盘子摆在地上，一个班围成一圈，吃饭都是抢的，你不抢菜就没了。

但是到了政治部以后，每人一个方盘子，炊事班长会分配给每个人两菜一汤，还有一个自制的小菜，天天都是大米饭馒头，再也没吃过钢丝面。

第一顿饭，就是红烧排骨，我那时肚里没啥油水，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我一吃，果然不同寻常，就有点吃得忘乎所以了。张平在桌子下面轻轻踢了我一脚，我立刻意识到了，赶紧放慢了咀嚼的速度，坐直身体，把自己摆成淑女状。

第二天，肉片炒青椒，但多数都是肥肉，我从小害怕肥肉，偷偷把肥肉倒在泔水桶里了。第二天队长说，那个肥肉你可以和别人换，但不能倒掉，而且要在整个菜没动之前就换了，我和老王换了，果然皆大欢喜。

炊事班长负责掌控着菜勺子，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炒菠菜，后来我看见菠菜就想吐，土豆儿天天有，炒土豆丝儿，烧土豆儿，烧土豆的时候是比较多，但奇怪的是，土豆我永远吃不腻，偶尔会有溜白菜，芹菜和胡萝卜。

我现在也琢磨不透当时吃饭是怎么回事儿，好像是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各部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实施。连队会养猪，伙食就会很好，政治部养猪的历史最久，所以顿顿都有肉吃。吃饱了，走路的姿势都像干部了，整个人变得理直气壮的。

我被冷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允许摸放映机，新兵蛋子初来乍到，也要讨好每一个老兵，让他们愿意帮助你，你才有立足之地，要不就是用时间熬，要不就是会来事。张平显然不愿意教我，我过了很久才开始学习倒片子，有了问题就去问老王。

我终于学会了用标准的放映机放电影，后来又学习了用三十三毫米的小型放映机放电影，小型机也叫家庭放映机，它的优点就是轻便，易于携带，最适合给哨所和连队放映。

白天除了倒片子以外就有了大大的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复习了，主要是学习数理化，父亲给我寄了很多政治题，他很用心地把答案都写好，让我一定把它们背下来。那个时候我爸还挺厉害的，没有人知道考什么，但后来的政治我考得挺不错的。

偶尔，我也播放一些通知和文件。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扑面而来了，很多电影都可以放了，有“柳堡的故事”，“洪湖赤卫队” “巴顿将军”，“紧急下潜”等一些美国片子也开始放映了。

师部放电影，冬天在礼堂，夏天在操场上，在露天放电影要带很多东西，包括喇叭呀，幕布啊，发动机呀，三脚架以及放映员坐的箱子。

天边的晚霞烧红了一片天空，晚风温柔地吹来，电影开映之前，各连队都在比赛唱歌，我们架好放映机，电影一开始，四周不约而同安静下来，总是先来一段新闻简报，然后正片才开始。

放电影比拉小提琴容易多了，就是上一卷片子出现一个黑色的信号，另一台机器就要开始启动了，刚好衔接彼此，不出现空白的哗啦哗啦。

我又学会了倒片子，一边倒片子，一边做修补，把可能会断掉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粘贴好，保证晚上使用的时候不会断掉。

也有的时候，来不及倒片子，因为要跑片，就是一个团先放映，然后另一个团半小时后放，一个片子放完，汽车就赶紧送往下一个地点，有的时候，放完了上一盒，后面的片子还没到，队长就抓起一盒新闻简报先放着。

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片子放错了顺序，通常放了一会之后，有人喊“放错了！接不上！”我们赶紧停下来，再查看一下片号，换上正确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电影队长就会把脸拉得老长。

我在大喇叭上念文件之前都会读几遍，但是我的舌头很难分清卷舌音，时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卡主。我提着气，尽量放松，表情是笑的，我面前摆一面镜子，只要我是笑模样，出来的声音听上去就会愉快，比较好听。

莎莎喜欢帮队长洗衣服，男兵们习惯在床底下放一个洗脸盆，衣服脏了就会丢在那个脸盆里，他们的宿舍门通常是开着的，莎莎拿着衣服去一楼洗刚好路过，她就顺手把男兵的衣服也帮着洗了。

我觉得莎莎喜欢队长，她时常念叨说，队长多帅啊，几乎是咱们师里最帅的人，我说，宣传队的志勇比他帅，东军比他有才华，你没见过世面，才会这么认为，她显然不同意，但她懒得和我争辩。

一天，莎莎给队长洗衣服时，一不小心把队长的家信给洗了，而且洗了之后，她还看了信的内容，她说自己绝对不是故意看的，只是怕洗坏了重要的东西，出于好奇才看的。

那封信里说：“你回来娶村里的翠芬吧，你俩已经订婚三年了，人家姑娘经常来家里帮着母亲洗洗涮涮，你提干后，心思活了，好像看不上翠芬了，咱家可不能出一个陈世美，被乡亲们错脊梁骨子。”

队长提干后，心思确实动摇过，他看见车参谋娶了张家口市的数学老师，王科长娶了军医院的张护士，就觉得自己凭什么必须娶那个土了土气的娘们，长得又不好看。

队长家里有未婚妻的事让莎莎伤心了好一阵子。队长既是她的暗恋对象，也是她的初恋，一个少女，悄悄地把心思埋在心里，默默地洗着衣服，不敢过多表示，是怎样的凄美啊！

张平受队长重用，莎莎便和我亲近些，有什么心里话喜欢对我说说，我自然守口如瓶，她不仅是我的战友，我们的父母还住在一个院里，我俩必须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然，父母也不会同意的。

一天，张平送给老王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边写了一段类似朦胧诗的话，与老王“共勉”。谁知老王看后笑了笑，就把笔记本交给了队长。

六个人中，只有队长和老王是党员。

朦胧诗讲究朦胧，感情的表达在特定时期也必须是月朦胧鸟朦胧的，你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那么理解，总而言之，很费心思才能做到。

老王后来解释说，我不交给队长，就是“作风有问题”。你知道作风有问题可是大事情！张平太聪明了，反而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

队长找张平谈话，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平吓得脸惨白，发誓赌咒地说自己没说违反纪律的话，只是说老王像自己的哥哥，希望以后的日子里，可以多多帮助自己进步。

队长是个聪明人，他没有继续追究，只是让张平今后注意，不要弄巧成拙，影响进步。但这种事情一出，就像炉灰沾到身上，横竖是拍不干净了。大家也都知道张平没问题，只是太聪明，想笼络人心而已，  她仍旧笑嘻嘻地做事，扫礼堂，倒片子，只是悄悄地在日记里写下  “那个王八蛋汇报我了。”

后来，张平要复原了，才放松了对我俩的警惕。

一个周末，我把张平从铺上拉起来，到院子里散步。 外面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是温柔的。难得见到的小草，已经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我说：“你是不是要复原了？有件事我一直不大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教我们学业务呢？”

她犹豫了一会说道：“我不担心别的，只是你们来之前，我已经交了申请书，我对我爸说过，我保证复原的时候可以解决入党问题。我爸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他说不入党就复原了，说不过去。”

 我听了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和你竞争的，我的目的就是好好复习，考上军校，咱俩互不交集。“

她说：”你还不知道吧？前天，我已经入党了，发展党员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我只是怕后来者居上，才不得不做出了保护自己的事。”

 我抬起眼睛看她，她的眼睛很真诚。我默默地点点头，表示理解。

 “ 我复原之前，会多多教你，以前的事你不要怪我！”她又说。

    “什么话？不会。”

    “咱们回去吧。”

“好！”

  快到礼堂了，她又说：“军芳，咱俩说的话，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的。”

 我瞪着她：“放心吧！“随后，还觉得不够，又伸出小手指拉了钩，怎么那么幼稚，都十八岁了，她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却比我老练十岁。

张平复原后，我和莎莎的矛盾凸显出来，队长需要有个靠得住人来放广播，想来想去，让我和莎莎分别念了几篇文件，我是文艺兵，从小就上台，从不怯场，自然占了优势，结果我就胜出了。

那以后，广播室成了我的地盘，抽屉里塞满了我复习的课本。我负责放广播后，每次播出上班号之前，我都会上好闹钟，一次我复习功课太投入，忘了上闹钟，一抬头，只差一分钟了，赶紧将唱片放在留声机上，结果放错了跑道，上班号放成了下班号，惹得人们哈哈大笑，见了我就说，“下班号来了。”

还有一次，我把全师的起床号提前了十分钟，队长恨恨地把我训了一顿，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你若再出错，就不要当播音员了。这可把我吓坏了，从此再没出过错。

那时，我们经常下去放电影，都是开着卡车下去，很晚才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大家都得睡着了。

我全部心思都放在复习上，完全没心思考虑人际关系，但是莎莎看我接替了张平的播音员位置，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原来以为，按时间排的话，也该轮到她了。

张平离队前，我俩一个鼻孔出气，总是一起去洗澡，军裤也不分彼此。

一天下午，莎莎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笑着说道：“这下你满意了，真看不出，你这么会来事，闷声不响地就把队长拿下了。”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拿下了？我只想好好复习，考上军校，其他的事情我都不会在意。”

“得了吧你！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你如果没有暗中使劲，队长怎么会让你放广播，而不是我？”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我和队长说，让你放广播好吧？我打扫礼堂，如何？”

她不吱声，应该是默许了。莎莎什么都好，长得可爱，笑容甜美，但就是心眼小，喜欢挖苦人。

那以后，我负责扫礼堂了，好在不需要天天扫，一个礼拜扫一次，一扫就是一整天，浑身都是土。

但她还是疏远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她写日记时背着我，说话也是眼神躲闪，笑容迟疑，我的直觉感到，她正在预谋着什么。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我妈突然风尘仆仆地从天而降，之前我妈没寄来任何消息，我看到母亲特别惊喜，毕竟，那是当兵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我妈的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说：“和谁？” 

“和你们队长。” “怎么可能？他是个农村兵。” 我妈一听放心了，和队长简单聊过之后第二天就赶回去了，怕耽误了上班。

我妈走之前对我说：“他看上去是一个踏实正直的人。”

这次乌龙事件是因为莎莎写信给她母亲说：“队长对军芳很照顾。” 她家和我家离得很近，每天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张平走后，只剩下我们俩个女兵，队长对我俩都很照顾，我觉得对莎莎更好些，她却觉得对我更好些。女孩子的微妙心理，我永远都弄不明白。

我妈来看我的原因让我哭笑不得，队长确实长得很精神，一双剑眉下是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眼睫毛很长，但他摘掉军帽时，帽子里散出来的热烘烘的油腻气味总是混合着一股劣质的烟草味。

另外，他说话口音也很重，带着明显的唐山味，让人觉得他是个小品演员在搞笑。

一次，他描述看到大海时的激动心情，感叹道：“大海啊！你怎儿这蓝？”就像小品演员赵丽蓉老师的口音，堂哥儿奏是糖啊糖着走，简直幽默到不行，我们都被他笑死啦！

但队长是个非常好的领导，支持每个人复习功课，参加高考，改变命运。

我妈走后不久，王科长就找队长谈话了，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结婚，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了，队长说，没有。科长说：没有就好，赶紧回老家把媳妇娶了吧！你长得太帅，女兵会惦记的，对你的进步没好处。

一个月后，队长回老家结婚，我们参加了考试！

队长是老兵了，已经带过几批兵了，但他说77年兵是素质最高的。说到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当年的历史，1977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了1976年，地方政策有了变化，上山下乡的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顶替父母回城工作，这让地方知识青年得到了返城的机会。

就在这时，军委有关领导提出“部队的孩子也可以当兵”的指示。于是，很快出现了“内招兵”的热潮，一时间，部队大院所有适龄的孩子以各种方式走进了部队。无论男女，都在一夜之间减少了，往日里成群结队调皮打架的孩子顿时没了踪影，大院一下子安静冷清了。

77年入伍的兵大多数是军队子弟，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入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军营中长大的，走出军队大院，又迈进了军营，受父辈的影响，大多数人具有良好的品质，骨子里不怕吃苦，勤奋上进，勇于担当，正直无私。

77年兵的共通特点是单纯善良，大气，有格局。无论来自于那个地方，无论是陆海空哪个部队的子弟，走到一起就能很快融入集体，没有陌生感，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不少人入伍前是发小、同学，入伍后又成了并肩的战友。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太多，但我在部队的日子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多少年来，它温暖着我，给我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能量和延伸。

我就像一棵结实的树，在后面的生活中长出了枝桠，长出了粗根龙须，同时将自己日益粗壮的根须深深地扎入大地。

人有了目标，为之奋斗的时候最为充实，每天都好像满满地打了鸡血。年轻的心豁达滋润，理想在天上飞。

我复习的刻苦精神在师里传为美谈，由此引发了一个小战士的注意，那小战士天天看我几点熄灯，和我暗中比赛，还委托司务长跑来帮他说媒，司务长来自内蒙农村，他讲一口山西话，对我特别好，一直夸我是个好战士。

一天，司务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是来说媒的，我很吃惊。我说：“队长知道了，你就麻烦了！” 他说：“不麻烦，我已经把你们队长搞定了。” 他告诉我，他用一条烟堵住了队长的嘴。

见司务长费尽心机搞定队长，我怀疑他和那个战士是亲戚，后来谜底果然揭晓，那小战士是他五大伯的儿子，我一听到辈分就蒙圈，没办法，智商不够。

他认真地说着那小战士如何爱学习，每天怎样和我暗中比赛，看谁学习得更晚，我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这一笑不要紧，司务长看到了我的虎牙，他说，“怎么？你有一颗虎牙！” 我说：“是啊！，虎牙一直有，你才看到吗？” 他很快找了个借口跑掉了。

过了一段日子，我听说，司务长对别人说，他以前没注意过我的虎牙，他认真地强调了一遍，“有虎牙肯定是不行的。” 我再次笑得岔了气，那个小战士胖乎乎的，一副女孩子的模样，脸蛋粉嘟嘟的，我俩岂不是阴差阳错？我那时还不会拒绝别人，多亏了我那颗虎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