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已成往事——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张永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张永久的《摩登已成往事——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是一本记述上世纪初著名文人群体“鸳鸯蝴蝶派”个人生活碎片的新书。这本书以散文体的文字，带入感十足地描述了上世纪初那些洋场才子的斑驳往事，他们的身世经历、曲折情感、笔墨春秋和沉浮命运。一群当年活跃在上海滩的才华横溢的性情文人的身影，被生动的勾画出来，令人慨叹沉思。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鸳鸯蝴蝶派”可能是个十分陌生的词汇。确实，对于“文以载道”文学传统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来说，“鸳鸯蝴蝶派”“消闲娱乐”的文艺宗旨，向来被视作不登“大雅”之堂的支流，新文学阵营和左翼电影界斥他们为“逆流”，对他们进行过严厉批判；而新中国建立后，这群作家更是被作为“堕落腐朽”的反动文人，在文学和电影教科书中消失，从而被遮蔽在历史的深处，让后人无法一探他们的真实面目。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发掘“鸳鸯蝴蝶派”的价值。作为这个流派成员的故里，苏州大学成了研究“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而新世纪以来，对于“鸳鸯蝴蝶派”从文学、电影和传播学等各种角度进行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在这些学者专家的努力下，“鸳鸯蝴蝶派”的身影开始渐次凸显。

　　“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或民国旧文学派。这一流派的作者群先后多达两百余人，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后来集中到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大城市。其中，包天笑、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张恨水等作家被称作“鸳鸯蝴蝶派”的“五虎将”。“鸳鸯蝴蝶”是以形象化的名称来指谓民初的言情小说派别。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的典故出自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的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派文人确实喜欢写一些哀情的、所谓“鼻涕眼泪”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更有趣的是，他们中不少人的笔名又都跟虫鸟有关，刘半农说笑过：“我不懂何以民初以来，小说家爱以鸳蝶等字作笔名？自陈蝶仙开了头，有许瘦蝶、姚鹑雏、朱鸳雏、闻野鹤、周瘦鹃等继之，总在禽鸟昆虫中打滚。”其实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仅仅是写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他们也写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等等。因此用“鸳鸯蝴蝶派”命名已无法概括他们在写作题材上的多样，有研究者把这个流派统称为旧派。他们的重要刊物有《民权素》、《消闲钟》、《快活》、《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礼拜六》、《眉语》、《小说新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礼拜六》是他们代表性的刊物，创刊于1914年4月6日，终刊于1923年2月10日，共出版200期，影响文坛近10年，民初的一些小说家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过小说，所以当时很多人又称他们是《礼拜六》派。

　　“鸳鸯蝴蝶派”虽然高举文学“消闲娱乐”的旗帜，但仔细翻看当年他们发表的小说作品和言论，其中大部分的作品，涉及到的主题，是“五四”时期社会最关心的妇女婚姻问题和传统礼教问题，还有许多是“国难小说”，有不少是外国文学的译介作品。比如1917年，23岁的周瘦鹃为中华书局翻译过一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出版后就得到了鲁迅的赞赏，认为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那一代的作家大多坚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鸳鸯蝴蝶派”也如此，并成为日后他们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6年秋，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等人和“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周瘦鹃一道列名《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共同宣布：“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

　　“鸳鸯蝴蝶派”的出现，是我国文学大规模走向市场的开始。他们的作品远离宏大叙事远离政治，书写平民的琐屑生活，真实的人性，将都市生活的原生态移植进小说，他们的文学世界是市民真实欲望的投射，暗合了他们的期待和趣味，因此获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和痴迷。加上他们都是写故事的高手，小说中往往充满了奇情奇气，情节一波三折，在报刊上连载，读者狂热追看，欲罢难休。当年上至张爱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下至市井小民，都是“鸳鸯蝴蝶派”的忠实读者。鲁迅的母亲就是张恨水的小说迷。1934年5月，鲁迅人在上海，老母却留在北京，他记挂着老母爱读张恨水，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张爱玲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对“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喜爱，她不止一次赞叹“鸳鸯蝴蝶派”成员朱瘦菊的作品《歇浦潮》可以和《红楼梦》等伟大作品并列，还坦承“自己的短篇小说《怨女》里的‘圆光’一段，是直接从《歇浦潮》里剪下来的”。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对文学和电影所作的贡献，必须把“鸳鸯蝴蝶派”放在通俗文艺谱系中，但必须注意的是，通俗和畅销，却并不等于庸俗和低俗或者拙劣。例如林纤、苏曼殊的古文，徐枕亚、吴双热的骈文并不“通俗易懂”，而很多畅销书也颇具文学性。1921-1931年间“鸳鸯蝴蝶派”文人所制作的650部影片中的大部分，也未必一定都因其属于“商业片”而失去了“艺术性”。如何评价“鸳鸯蝴蝶派”，不仅关系到文学史的书写，也对我们研究通俗文学和商业电影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