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期左右，他经常做一些凸显他非凡精力和天赋的事。至少通常会有一段时期，他是相当活跃的并且对许多事情感兴趣。

接下来，通常有一段痛苦的时期：焦虑、抑郁、关于某次失败的绝望或由于叛逆的个性而被卷入到某个不幸生活状况中的绝望。从那之后，他的生活曲线似乎变得平缓。他又回到了现实的地球上。但他似乎同时失去了热情、兴趣，并且好像相比他的天赋或机遇，他太过降低了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并且满足于此。

这种变化来自他与自己和平相处的方式。他用撤离的方式解决了内在冲突。他已经放弃了对实际掌控的驱动力。

放弃型的人希望通过尝试消除冲突的力量而达到整合。他想要把他的情感保留在内心深处。他想要“做自己”，虽然他对于“做自己”意味着什么只具备模糊的概念。

他会合理化并掩饰他的需要。比如把缺乏奋斗呈现为超越了竞争，或者把惰性解释为对工作的不屑。

为了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必须回到那些日后采用“放弃”来解决问题的人的早期历史。他们小时候通常受到限制的影响，由于限制过于强大或者过于无形，他们不能公然反抗。家庭氛围可能非常紧张，情感捆绑得非常紧密以至于他没有任何的个人空间并感到有被压垮的危险。另一方面，他可能接收到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更让他感到反感而非温暖。比如，父母太过自我以至于无法理解孩子的任何需要，可是却格外要求孩子理解自己或给予自己情感上的支持。或者，他可能有情绪波动不定的父母，一度热情洋溢地向他表露情感，一度在孩子不明白任何原因的愤怒中责骂或殴打他。总之，曾经存在一个对他提出显性和隐性要求的环境，要求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适应，并且让他感到如果不充分考虑他的个体性，他有被吞没的危险，更不用说去鼓励他的个人成长了。

所以，有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一面是想要得到爱和关心，另一面是怨恨周围对他的束缚，孩子在两者间被撕扯。他通过远离他人解决了这种早期的冲突。通过在他和他人之间建立情感距离使得冲突无法运作。他不再想要得到别人的爱，也不想和别人斗争。因此他不再被矛盾的情感撕扯，并设法以相当平稳的状态和他们相处。另外，通过撤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他把自己的个体性从完全被约束、被吞没中解救出来。于是，他早期的超然态度不仅服务于他自身的整合，而且有一个最重要的积极意义：保持他内在生活的完整。摆脱束缚之后的自由给予他内在独立的可能性。但是除了约束自己对他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之外，他也必须收回需要由他人来实现的所有愿望和需要。这意味着他必须把他的快乐、痛苦、悲伤和恐惧藏在心里。他自动化地训练自己不仅不表现出痛苦，而且不去感受它。他不想要同情或帮助。他认为不让任何人知道任何对他重要的事是更为安全的，以免他的愿望受挫或被用作使他依赖他人的手段。所以，“放弃”过程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无法在不与其他人亲近以及产生摩擦的情况下凭空成长。为了保持超然，个体需要抑制愿望、抑制努力奋斗。收回愿望确实使他更独立于他人，但也削弱了他的生命力并损害了他的目标感。他只有很少的东西来反抗别人的愿望和期待。他必须加倍警惕任何影响或干扰。

早期的发展留给他的不仅是分裂的状态，而且还使他与自我疏离，缺乏自信，感觉对实际的生活欠缺准备。他可能试图在实际生活中实现雄心抱负，但是由于自身的许多原因，他往往在面对困难时放弃了追求。

虽然原先他不得不保护内在自我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现在他必须保护内在自我不受到更可怕的内在专制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试图通过外化内在指令来处理它们。他确信如果他没有遵从别人的期待，人们就会冷漠地对抗他。本质上这意味着他不仅外化了他的“应该”，而且也外化了他的自我憎恨。如果没有实现他的那些“应该”，别人就会像他对抗自己那样严厉地对抗他。

仅是感觉他应该做某件事，通常就足够令他无精打采。然后，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遇到无声的抵抗，这导致一种普遍的惰性。他听从了潜意识的座右铭：只要他什么都不做，他就不会违背任何的“应该”和禁忌。

家庭、工作的环境状况可能变得令人不满，以至于这个人最终不再忍耐它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地反抗。他可能离开他的家或工作，并且变得好斗地攻击每一个和他有联系的人，攻击习俗和制度。如果这种反抗主要指向外部，可能驱使个体更加远离自我，虽然这释放了他的能量。

然而，这种反抗可能更多是向内的过程，而且主要指向内在专制。那时，个体在他自身的约束下遭受到越来越多的痛苦。他变得越来越热衷于“做自己”，这是一种奇怪的包含抗议、自负和真实元素的混合物。他的能量得到释放，并且能够以任何他具备天赋的方式变得富有成效。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在画家身上描写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