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69年的秋天，我和插友陆军飞都在大队小学里面教书，他教四年级，我教三年级。学校里面连我们俩一共五六位老师，别的老师都回家吃饭，我俩就在学校里面的一孔窑洞里面开灶，里面有以前剩的一点煤，但很快就烧完了。给校长说了，校长过几天就拿来了一张煤票，但要我们到娘娘庙煤矿去驮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俩起了个大早，先翻两座山回到我们的小队，到饲养室牵了两头牲口，一头毛驴，一头骡子。我俩赶着两头牲口，往娘娘庙煤矿赶路。我们谁也没去过娘娘庙，但大致方向知道，一路走一路问，快到中午时分，终于赶到了。找到煤矿卖煤的地方，交了煤票和钱，装了两袋子煤，我俩合力把煤袋子搭到两头牲口身上，就往回赶。一边走，一边把带的干粮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路上要过两三条小河，渴了的话，趴在河边儿喝几口就行了。
陆军飞赶着那头骡子，走的快，才走了七八里路，我就看不见他的影儿了。我独自赶着一头毛驴，在后面慢慢走着。走了十多里后，这头驴开始不对劲儿了，突然就卧下了，我以为这头驴懒，不好好走路，在路边撇了个树枝，用力抽打驴屁股，这一打，还真起作用，这驴就挣扎着起来了。可是没走1、2里路，这驴又卧下了，如是反复四、五次，最后一次正好在一个村口卧倒，再打也不起来了。我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已经绝望了，50里路啊，这才走了不到一半，难不成这一百多斤的煤让我背回去？
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村子里出来了一位老大爷，他问了我情况后，肯定的说，这是驴背磨破了，用麦草把驮架重新夾一夾就好了。说完帮我把煤袋子卸下来，取下驮架，我吓了一跳，驴背脊梁上被磨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怪不得最后这驴你再打他都不起来了，它是疼的忍受不了了。那个老大爷拿来了麦草，给驮架两侧夾了进去，重新给毛驴背上驮架，又帮我把那袋子煤搭到驴背上，我一声吆喝，毛驴又恢复常态，登登的往前走了。我赶忙谢了老大爷，跟着毛驴往回赶路。
好不容易进了村，回到了学校，陆军飞已经在点火造饭了。我把驴驮的煤卸下来， 又翻两架山，把两头牲口牵回小队饲养室，再回到学校，天已经黑严了。
多少年过去了，想起那天的经历，依然余悸在心，要不是碰见那位经验丰富又乐于助人的老大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惜我既不知道那个村子的村名，也没问老大爷姓甚名谁，但这件事情一直铭记在心，永远也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