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黄土坡上的千斤担
一
二哥发病时，折腾家人，还会跑到村里闹事。他会骂路过的乡亲，会砸人家的窗户，会抢孩子手里的糖。夜里，他常常不睡觉，在村里乱逛，大喊大叫，搅得四邻不安。乡亲们起初还同情，时间久了，难免有怨言。有人指着父亲的背影叹气，有人背地里说二哥是“疯子”“灾星”，还有人找上门来，指着家里的破窗户，让父亲给个说法。
每次这样的事发生，父亲都低着头，陪着笑脸。他会提着自家种的白菜、萝卜，挨家挨户道歉。“王大哥，对不住，老二又给你添麻烦了。”“李婶，窗户的钱我来赔，你别生气。”他的腰弯得越来越低，语气里满是愧疚。面对乡亲们的抱怨，甚至指责，他从不辩解，只是默默听着，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有一次，邻居家的大娘拉着父亲的手，叹着气说：“老黎啊，你这一辈子，太苦了。要不，把老二送精神病院吧，你也能松口气。”父亲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苦涩，却坚定地说：“他是我儿，我得守着他。”母亲也在一旁说：“是啊，他是我的心头肉，就算他一辈子这样，我也得照顾他。”
祖父的病越来越重，二哥的病时好时坏，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父亲肩上。那段日子，我常看见他坐在窝棚门口抽烟，烟头堆成小山，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沉默得像块石头。他白天要照顾祖父，给祖父喂饭、擦身、翻身，夜里要守着二哥，怕他发病跑出去。有时候，他一整夜都合不上眼，眼睛里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密密麻麻的胡茬。
祖父的强制性脊柱炎越来越严重，几乎下不了床，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他看着父亲日渐憔悴的脸，看着母亲身上的伤痕，心里充满了愧疚。他常常拉着父亲的手，哭着说：“儿啊，是爹害了你，要是没有我，你现在还在省城当教授，过着好日子。”父亲总是安慰他：“爹，别这么说，一家人就该互相照应。再说，在哪里都是过日子。”
为了给祖父和二哥治病，家里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父亲开始四处借钱。挨家挨户敲门，低着头，红着脸说：“王大哥，能不能借我点钱，给我父亲和儿子看病？”“李婶，等我有了钱，肯定还你。”起初乡亲们还愿意接济，时间久了，有人开始躲着我们。父亲从不抱怨，默默转身，去下一家敲门。有一次，他在一户人家门口站了半个时辰，门始终没开。他叹了口气，转身离开，背影在夕阳里，单薄得让人心疼。
家里的外债越积越多，账本上的名字密密麻麻。母亲看着账本，偷偷抹眼泪，却从不跟父亲说丧气话。她把饭菜做得更清淡，衣裳缝了又缝，补丁摞着补丁，每天依旧吃素食，对着观音像磕头许愿，盼着奇迹发生。她常常看着二哥清醒时的样子念叨：“这孩子多聪明，多帅气，等病好了，娶个媳妇，生个娃，住进咱家的老屋，日子就好了。”
这话，像一根火柴，点亮了父亲心里的光。他看着二哥，咬着牙说：“对，不能放弃，他一定会好起来的，老屋也一定会回来的。”
祖父走的那天，是个飘雪的冬日。他紧紧攥着父亲的手，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最后目光落在老屋的方向，永远闭上了眼睛。父亲守在灵前，三天三夜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头发白了大半。送葬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雪，父亲的布鞋浸了水，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祖父的坟，就埋在老屋旁边的坡地上，父亲说，这样祖父就能看着老屋，等着它重新回到黎家手里。
二
祖父走后，父亲把所有精力放在二哥身上。带着他往省城跑，住院、缴费，家里的钱很快见底。父亲那时的工资，全家的日常开支非必要不买，二哥的医药费来成了家庭必须的钱，父亲的工资对二哥长期吃药费用，检查费、又要住院，不过是杯水车薪。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初，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政策松动的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在堡子口——过去被没收的家产，要按规定返还给原主了。这个消息，让父亲枯槁的眼里重新燃起了光。
同族的人动了心思，说老屋和那十几亩粮田是祖父的遗产，该分一分。大姑的儿子，父亲的亲外甥，特意跑来劝他：“舅舅，你家情况特殊，二哥常年看病花钱，我去跟族里人说说，让他们多分你些，贴补医药费。”
父亲正在窝棚旁边铡草，手里的铡刀顿了顿，干草碎屑溅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半晌，他摇摇头，声音平静：“不用。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扛的。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外甥还想说什么，父亲摆了摆手。后来分家产，他只领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屋，不多拿一分，没跟任何人提家里的难处。族里人说他傻，说他硬气，父亲听了，只是笑了笑，领着我们，一步步走进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屋。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灰尘簌簌落下，父亲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斑驳的墙皮，眼眶红了。他知道，这扇门的打开，是家业的回归，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苦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