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文明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比如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和当今中国。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最高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其直接原因是文字灭亡。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太琐碎就容易忘记，忘记得久了，就会在模糊的记忆里听到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童年的声音。人类的文明、人类对于文化的记忆也一样。
记忆的唤醒需要一个机会，甲骨文的发现于我们就是这个机会。它以自身存在的价值告诉我们：记忆的唤醒往往是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拉奥孔雕塑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
此时我们才更容易明白：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人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呢，则要努力地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
因为一些人的牺牲，我们对“古老的我们”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感觉就如我们口头上常说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一叶知秋。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商代在世界古文明中已经在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一，天象观察的系统性和精确性。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一直是全世界对天文历法研究最系统、最精确的国度。这一点，是从商代开始的。欧洲比较完善的天文历法，是近代航海的结果。相比之下，作为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从远古开始就要看天种地，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早熟。商代，用完整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在形态上，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在技术上，资料显示，商代在金属材料选择和冶炼工艺方面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第三，农作物的播种技术已经发达。畜牧业、打猎、渔业等方面也都在卜辞中有大量记载，完整地呈现出一种“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
第四，医学也获得了多方面的奠基。现代科学家从卜辞里发现，外科、内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感染科的一些基本项目在商代基本都具备了，针灸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还有，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像样的教育事业。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社会。
正如在座各位感觉的那样，那也是一个凶猛的朝代，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文明高度成熟的朝代。
按今天的眼光，商代的很多东西早已被超越，永远无法被超越的，是经过时代筛选后的美学成果。商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结构、形式、图案，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审美开端。乍一看，我们可以模仿、复制它们，甚至很逼真，但仔细一想，那是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的原创，在想象力和天真性上完全无法模仿和复制。这不能不让我们在自豪之余产生惶恐。
美不是历史的点缀，而是历史的概括。
商代历史的归结是青铜器和玉器，就像唐代历史的归结是唐诗一样。
如果说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审美图像系列有一个奠基处，那就是商代。
商代的青铜器，单就其形体和比例而言，就会让后代许许多多的艺术设计师汗颜。
透过青铜器的线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拘小节的群体。透过青铜器的比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切都要求安顿得恰到好处的社会结构。
青铜器里大量已经成为模式的图案，是从一种凶猛、贪婪的野兽头部提炼出来的，叫饕餮纹。当它提炼出来之后还保持着线条的威猛、狰狞，但已经变成图案了，成为当时文化共性的基本图像。
饕餮纹后来慢慢地离开凶猛、贪婪的原始形态，变得越来越抽象，但线条的力度始终保存。它的不再贪婪，不再凶猛，按照美学上的说法就叫“积淀”了。饕餮纹使商代由伟大走向美丽。
除了饕餮纹，甲骨文的书法也不简单。甲骨文不是最原始的文字，是文字比较成熟的形态。像半坡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遗址里的一些象形符号，就比甲骨文古老很多。对比一看就能发现，甲骨文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提炼了。
甲骨文里的象形文字也与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里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区别。甲骨文的象形文字是高度进化了的象形文字，它摆脱了像埃及那样的早期象形文字对自然物种的直接描摹，而是全部线条化了。线条又经过简化、净化，变成一种具有抽象度的通用符号。文字除了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审美意义，于是，早期的书法家出现了。
商代的第三个美学贡献，是“美”的概念的正式确立。在甲骨文里，第一次出现了“美”字。从象形的角度解释，古人比较讲究物质，那就是“羊人为美”，即羊和人连在一起为美，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进人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古希腊有羊人剧，古人最早进行表演的时候往往模仿动物的形象，羊是人最喜欢模仿的一种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字里，这个“美”字，一定也是和当时的舞器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舞者，在当时或许就是巫。
商代完整地创造了“美”字，而且不久之后，中国的智者们已经把它和“善”分开来讨论了，叫“尽善尽美”。“美”字有了一种独立的关照。
如果，我们循着童年的记忆去寻找，我们首先记住的应该是商代，那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精彩绝伦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