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时间：1958-1960

1949年新中国成立，摆在共和国面前的不是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社会，而是一个历经多年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1949年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年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民国币制改革后1936年的52.7%；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为150万人（除此之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

1949年，虽然大部分国土已经结束了战争逐渐进入恢复经济的状态，但是部分国土上战争仍然在进行。国民党当局在败退时，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储备，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多引发了两倍的钞票，是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高达46.4%。

政府多印发钞票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各大商品的价格飞涨，尤其以粮食、布匹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

由通货膨胀所以引发的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城市，农村地区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土地革命后，广大农民得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土地，而且农民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就多次饱受以“金圆券”为代表的通货膨胀，所以在当时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去货币化”，大家都是存储实物，比如粮食之类的物品，传统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也很少（最初，农民还是很分散的，提取农业剩余价值的成本很高，此后，中央政府通过以乡镇为单位的大规模集体化从“三农”提取剩余，才降低了成本）。

之前我们我们了解过，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可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对内提取农业剩余、对外负债引入外资

城市生产的商品无法向农民出售，危机无法向农村地区转嫁，最终的结果就是危机在城市爆发，直接表现形式就是营商环境恶化。由此可见，在城市经济中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制度成本很高，不能够快速且低成本的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社会动乱。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过屡次动乱，仍然未能在城市中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新中国是如何解决困难的呢？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间接获得了外部投资的机会。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当时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和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关系，苏联的资本和技术开始被引入我国，在1950—1959期间，苏联为我国合计提供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强大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下，中国在1950年迅速走出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萧条，开始了工业化的高速原始积累阶段

来自苏联的资本和技术并不是白给的，需要通过贸易和贷款的方式来获取，中国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

国家在外来资本的加持下，短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进行还会遭遇“人力缺乏”的困境，当时我国懂得工业运作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人才很少，苏联在提供资本和技术援助的同时，也向中国派遣的大量的技术专家。发展中国家如果是通过引入外资来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势必要调整本国的上层建筑来适应外来资本的运作，这在客观上使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中国在城市中实行的主要是“全盘苏化”体制。

在苏式体制下，我国很快在1956年完成了对所有私人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能够最大限度的集中生产力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来推进工业化大生产。

1956年，我国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要求苏联交回中长铁路，撤走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致使中苏两国合作关系出现恶化，1957年苏联突然中断对华投资，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在苏联中断投资的情况下，中央为维持正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于1958年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试图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依靠动员国内特别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勉为其难地维持对以重型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拉动。

中央方面则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进行积累，虽说过多发行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但当时我国实行“票证”制度，日常物品的买卖需要凭票购买，而且市面上可供购买的商品也不多，增发货币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胀，货币又通过银行存款的形式成为了再生产资金。

由于我国当时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当时国内的相关人才很少，且都集中于中央直属的重点项目中，留在地方的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在缺乏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地方政府只能参照原有的苏联重工业投资的模式进行推行本地工业化，所以当时出现了“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不太符合现实的情况。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浪费，但是由地方政府带动形成的工业投资，包括一些水库、道路建设也对于维持当时工业化高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阶段相对有效的经验就是：通过国家动员，发动了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参与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中来，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近于0）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之中，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由于农村很多劳动力都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去，农业生产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对苏联的债务偿还也是通过农产品，最终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一方面国家实现了572.29亿元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的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碍难再靠地方投入维持增长势头，经济出现负增长。城市经济在危机出现之后开始恶化，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政府被迫让城市职工下乡农村进行生产自救，完成了经济危机的软着陆。

通过纵观整理过程，三农（农业、农民、农村）在化解经济危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城市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也是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最终走上不同发展结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