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芒格的解释并不接受，他们认为蓝带公司就是在有意提高韦斯科的股价，又可能是通过某种控制手段让股价达到目标之后立即抛售。不过蓝带公司并没有出售股票的迹象，这让委员会的律师们无法解释。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他们又召来了巴菲特。
巴菲特是长期投资持有，并不存在操控股价高抛问题。美国是法治社会，法治比较完善，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认定违法行为必须有充分的事实证据。
证券委员会问巴菲特，从商业角度看，等到价格下跌再购买股票不是更合适吗。巴菲特说，倘若只看一笔交易，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不过具体到蓝带公司的整体情况，韦斯科的股东们认为自己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是事实。委员会问及巴菲特对蓝带公司的股东负何种责任，巴菲特说他也有为数不少的股票，所以对他自己也有影响，利益和其他股东是绑定在一起的。最后委员会提出韦斯科和圣芭芭拉合并之后巴菲特再出售股票会让股价变低，这是在影响他的形象。巴菲特说他认为只有一部分人对此愤怒。
巴菲特和证券委员会的沟通很像是一场跨世纪的对话，当时委员会将类似案件粗暴地界定为一种交易，除了账面的利益之外再无其他因素影响。而巴菲特从来不这么做，他希望凭借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声望维持他的生意，而其他一些有诚信的商人也会这么做。然而正是这种掺杂了人情的商业行为，让证券委员会觉得疑点重，律师们认为找到了本案的共犯，唯一缺少的就是“罪证”了。于是，他们开始在芒格和巴菲特的关系中间寻找突破口。
巴菲特既要做好生意，又要创造及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声望，做有人情的生意买卖投资，这是巴菲特做人做事做生意的智慧及方式方法，也是很多杰出企业家们共同的做人做事做生意的智慧及方式方法，值得学习。
证监委员会问芒格，在蓝带公司谁负责决策投资，芒格说是巴菲特，不过两个人总会商量。委员会追问巴菲特购买韦斯科股票时是否告诉他还会继续购买，芒格说他们之间不会每件事都告诉对方，他也没有主动去问。最后，委员会问芒格：“你是否觉得巴菲特先生是你‘自己的化身’？”
这句话显然缺乏诚意和起码的理解，根据委员会的律师说明，他们是从伊丽莎白口中得知这个说法的，而且他们又以同样的问法质问了巴菲特。巴菲特的回答是：“这取决于你到底指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也曾意见相左，而在制定大多数投资决策时，我们的意见基本能够保持一致。”
在这次和委员会的对话中，巴菲特没有乱了方寸，他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与对方交涉，甚至多次非正式拜访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员，好像在帮助他们戳穿自己的“罪行”，还向他们描述了蓝带公司的经营现状和组织架构，接受质询的间隙还对一位律师聊起了他在华盛顿经历的童年往事，结果那位律师被巴菲特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
如果时间推移到当代，像巴菲特这样级别的高层主管竟然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进入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向一位律师提供更详细的调查信息，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很荒唐。因为如果有律师在场，一定会阻止巴菲特和委员会的人谈论这些话题。然而巴菲特却那么做了，并不是他头脑简单，而是他根本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是一位内心强大的先贤式的人物。最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被巴菲特的坦荡所打动，不愿再怀疑他会搞暗箱操作。
巴菲特对证监委的调查坦诚坦荡面对，不造假，不欺瞒，主动提供相关资料供他们查阅查询调查，终于洗脱了违法嫌疑，还了自己一个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