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有个补鞋摊，摊主是个哑巴。
这成了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心照不宣的秘密。我们畏惧他，因为他从不开口，只用粗黑的手指比划，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嗬嗬”声。他的脸像一块被岁月胡乱揉过的皮革，眼神尤其凶，看人时像两枚生锈的钉子，要把你钉死在墙上。我们宁可绕远路，也绝不愿从他的摊前经过。
直到那个雨天。
体育课测验，我拼尽全力，代价是那双本就脆弱的球鞋彻底张了嘴，像两只濒死的鱼。雨水混着泥土灌进来，每一步都是冰凉的耻辱。回家必经的巷口，成了我最后的审判台。我攥紧湿透的裤脚，企图用脚尖点地，像贼一样溜过去。
一声短促如汽笛的“嗬”声，还是钉住了我。
我僵在原地，预备迎接一场无声的嘲弄。他却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块乌黑的抹布，在他唯一的木凳上反复擦出一块干爽的区域，然后朝我指了指。那是命令，不容拒绝。
我坐下，像接受刑罚的囚徒。他蹲下来，不由分说地脱掉我的鞋。那只粗糙的手握住我的脚踝，触感像砂纸，却意外地稳定而温暖。他端详鞋子的裂口，像将军审视阵亡士兵的伤口，然后从一堆皮料里精准地拣出一块，比了比，又低头在他的“百宝箱”里寻找合适的线。
摊子很小，雨棚更小。为了不让我淋雨，他大半个肩膀都暴露在雨帘里。钢针穿过硬胶底时，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我偷偷抬眼，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他。雨水顺着他花白的鬓角流下，淌进深深的皱纹里，那纹路里仿佛嵌满了永远洗不掉的黑色鞋油。他的专注，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庄严，让周遭的雨声都成了遥远的陪衬。
缝好后，他并没有立刻把鞋还我。他拿起那只张着嘴的旧鞋，放在膝头，从怀里掏出另一卷更细软的线，开始缝第二层，针脚细密得像母亲纳的鞋垫。我忽然明白，他刚才的比划，是在嫌弃我鞋底的料子太差，光缝裂口，走不了几步还会开。他是在用他认定的方式，为一双破鞋赋予它不曾有过的坚固。
鞋递回来时，破损处趴着两排齐整的针脚，硬朗、粗壮，像一只蜈蚣的骨骼，托住了我全部的体面。我翻遍所有口袋，只摸出几张湿漉漉的毛票，窘迫地递过去。他看了一眼，不耐烦地摆摆手，像驱赶一只苍蝇，随即转过身去，重新变成那座沉默的、令人畏惧的礁石。
我穿上鞋，站起身。那一刻，脚底传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稳妥。我张了张嘴，那个“谢”字却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发不出声响。
后来我从邻居的闲谈里得知，他有个儿子，和我差不多大，在外地读书。他补鞋，一针一线，缝的是一个人的学费与前程。
我再也不怕那条巷子了。每次经过，都会喊一声“伯伯”。他从不回应，顶多从喉咙里滚出一声模糊的“嗯”。但我知道，有些善意，震耳欲聋。它不必依托于任何和煦的语言、动人的微笑，它可能就藏在一张冷硬如铁的面孔之下，藏在那雨水中沉默的半个肩膀里，藏在那些粗野却无比结实的针脚里。
那双鞋我穿了很久，直到小得再也穿不下。鞋底，始终没有再张开过口。它沉默地托着我，走过青春里许多泥泞的路。它让我懂得，世间最厚重的友善，往往披着最粗粝的外衣。它不言不语，却为你把脚下的路，一针一线，缝成万里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