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意味着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躬逢盛世，向来是百姓苍生的愿景。但纵览中国几千年历史，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并不是常态，许多时间是处在灾难饥荒、战争动乱和腐败压榨的循环往复之中。所谓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类，不仅屈指可数，而且时间都非常短暂，更像是两次大动荡当中的一个间歇。只是到了17至18世纪间的康雍乾三朝，才出现了持续一百三十余年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平时期，而其中的乾隆朝六十余年，更到达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盛世巅峰。

乾隆一朝，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GDP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远超当今美国的所占比重。内外安定，属邦恭顺，国土面积达到1543万平方公里，国际影响力超过汉唐。社会稳定，人口激增，全国人口几十年间就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左右，占世界人口的30%左右，人口密度和增速，在耕地紧张的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是了不起的奇迹。

无论纵向与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相比，还是横向与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乾隆朝的强大与富庶都前所未有，无人比肩。当时从皇帝到普通士大夫，朝堂上下无不以大清的千年盛世而自豪。

但他们绝没有想到，乾隆死后，仅过了四十余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便风雨飘摇，中华民族迅速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从威震四方的东方大国变成世人皆可欺凌宰割的对象，从千年盛世到大厦将倾，难道大清的国力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其实，早就有人掀开了这盛世华美的长袍,看见了里面的破烂不堪。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的马戛尔尼勋爵率领外交使团第一次到访中国内陆，他们面见乾隆皇帝，也考察了中国社会。此行，让这些原本依据《马可波罗游记》来想象这个神秘而富庶国度的西方人彻底颠覆了认识。

他们看见，大清朝虽然疆土辽阔，但土地稀缺，农村破败，虽然商业繁盛，但百姓贫困羸弱。中国人并不像移民海外的华人那样诚实勤劳，活泼自然，而是自私、奸诈、冷漠、胆小，缺乏自尊心。官吏可以随意驱使他们去服劳役，根本没有什么人权、财产权的概念。他们更像一群尚未开化的半野蛮人。

英国人还发现，呈现出贫富严重分化的是，许多中国官员穷奢极欲，而财富主要依靠权力强取豪夺。官员唯一崇尚的就是权力，权力所及，他们有强大的组织办事效率，权力所不及，则颟顸昏瞶，懒惰敷衍。他们对待百姓和下一级官吏傲慢专横，冷酷苛刻，但在更大的权力面前，却可以心甘情愿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羞辱与体罚。尽管也有许多大清的官员看似尊贵自重，从容潇洒，能力突出，但他们精神层面和老百姓一样，在在权力面前只有卑劣的顺从。

总之，他们看出来，大清朝的官员和百姓，本质上都是一群被充分驯化或控制的奴才。

 “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可能变成奴隶。”除了皇帝乾隆。

而在英国人眼里，乾隆虽然是个精神矍铄、心思缜密、行事果断的东方君主，但和他的臣民一样，他对外部世界也是无感无知。

 这些经历了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西方人终于意识到：中国的资源利用潜力已经达到极致，而专制社会对思想与自由的束缚，使得中国人失去了创造能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而且在面对外部的文化发展与科技进步时耳塞目盲，妄自尊大。

 除非坚船利炮去打碎他们的天朝帝国梦。

西方人仿佛大梦初醒，他们为自已一直以来对这个东方帝国的顶礼膜拜感到极为羞耻和恼怒。

 这时候，战争的种子已开始在英国人心里萌发。

再来检视一下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皇帝，这盛世舞台的主角。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乾隆都可算是最成功的帝王。

纵览乾隆一生，他可以算是天命独眷，绝对的人生赢家。

乾隆继承了爱新觉罗家族强健的体魄，自小聪慧机敏，勤奋自律，诗文骑射，无不精通。他深受父亲雍正的严格教养，慈祥的祖父康熙更是慧眼独具，对其偏爱有加，将他带在身边视作未来的太子专门教育，而这两位杰出的皇帝承前启后七十余年的励精图治休养生息，也给他奠定了一个社会平安，体制规范，民生发展的基业。到乾隆顺利继位时，正是海阔天空，风正帆悬。

乾隆当朝，勤奋干练，理智果断，手段老辣，很快显露出超一流的执政能力。他汲取历史教训，严厉杜绝外戚和宦官干政、高官缔结朋党；他宽待父亲雍正的政敌，取得皇室宗亲的拥护；他眼光独到，知人善任，对官员宽严相济，恩威并举，对贪腐严刑峻法绝不姑息；他重视农耕，关注民生，在赈灾减赋方面不遗余力；在军事方面，乾隆更是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在他的坚持和决断下，大清朝彻底铲除了历代威胁为患中国西北边陲的外部势力，妥善处理了边疆民族问题和帝国周边事务，奠定了后世中国的版图。

总之，无论是智商情商，也不论文治武功，乾隆都满足了中国人对一代明君的想象。

乾隆也认为自己是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功盖尧舜。

不错，只有这种全能的君主，才能将传统帝王社会的行政效率发挥到极致，维持长久的社会稳定，使经济增长不被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所打断。

 乾隆朝是近乎完美的君主统治社会的典范。

但这种盛世帝王，正是黄宗羲所说的：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为了这份产业能让子孙受享无穷，乾隆对人即有宽容大度、贤良温和的一面，也有薄情寡恩、残忍苛刻的嘴脸；他即可以闻民间疾苦而落泪，慷慨赈灾赦免税赋，又可以龙颜震怒，残酷迫害和杀戮言行逾矩的普通书生；为了做有道明君，他终结了雍正朝延续下来的文字狱，但为了禁锢思想，他又兴起更为庞大血腥的文字狱。总之，处于专制金字塔顶尖的乾隆，可以不受约束地放飞自我，恣意地挥洒人性的善和恶。

所以，乾隆实际上打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高效的专制体制，最大程度地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禁锢了行动和思想，乾隆盛世，是乾隆皇帝的盛世，对天下人来说，则是一个恐怖的盛世，一个囚笼中的盛世，一个让人可以做稳了奴隶的盛世。

 乾隆也亲手打造了自己的囚笼。本来，在乾隆朝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东南沿海与海外也有较频繁的人员往来，如果能放松政府对社会的全方位管制，如果能及时了解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认识到海洋文明与海洋威胁，以乾隆自身的学识素养和与外邦打交道的经验，还是有可能实现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通，而不至于耳塞目盲，妄自尊大。但如斯盛世，给了乾隆极端的自负和对集权的依赖，大清朝已消灭了任何异议或批评的声音，竭力统一大家的思想，各级官员曲意逢迎，按照皇帝的喜好对外部信息进行过滤歪曲，实现了对皇帝的精准投喂，乾隆也就始终沉浸在“千古第一全人”的幻觉中。

 最终这个盛世的牢笼，遮挡了中国人看世界的视野，也彻底阻断了现代文明的光芒，让中华民族继续在专制社会的黑暗中徘徊。如果说，明亡实亡于万历，而非崇祯，那么，晚清的覆灭，其祸端在乾隆朝就已埋下。在世界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之际，乾隆就像一个强势的船长，完全掌控着中华民族这艘巨轮，逆时代潮流而行，他的个人能力越强，就偏航得越远。

而且，这个盛世还为后来的许多国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痼疾，那就是对极权的依赖、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抵御、对所谓伟人、明君、所谓大帝的期盼和崇拜。

这应当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饥饿的盛世》    张宏杰     重庆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