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了2022年新年贺词，里面提到了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并说道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那么历史上的“窑洞对”到底指的是什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窑洞对”的历史介绍
欲详细了解该段历史，可读黄炎培先生的《延安归来》一书。本文仅做简短介绍。
1945年7月，应中共中央之请，黄炎培与章伯均等一行6人飞抵延安进行参观访问。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里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番话，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毛泽东的这个回答，黄炎培作了长久的思考，做了如下表述：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段对话，因为发生在延安的窑洞里，后来被称之为“窑洞对”。
历史周期律
“窑洞对”里面谈到的关于“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最早见于《左传》，“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新唐书》也有类似表述。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这让我想到《三国演义》的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同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到的分散、统一、再分散、再统一的历史模型，也同样描述了历史周期律。
这让让我进一步思考，历史周期律隐含着什么内涵。
“窑洞对”的哲学问题以及历史周期律问题怎么破？
我认为哲学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自己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本身也是事物，必然也包含了对自己的否定。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一定是基于对自身的否定。
进一步，我认为大自然从来没有遵循万物平等这样的理念来运作，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比如人出生时候其实也不是公平的，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遗传基因、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习俗传统等等。归结起来可以理解为大自然的底色就不是公平，而是差异，大自然喜欢差异性，因为有了差异性，它才能进行选择。
当然，不公平不光是自然决定的，出生之后的社会资源也在不断追逐强者越强的规则，因为社会资源也希望自己获得最大的回报。如果一个社会完全追逐一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的运作规则，那么最终结果一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贫富悬殊。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具有放大不公平的内在动力，当放大到一定程度而不加以控制，则会被否定的事物所替代。而试图长期维持和延续自己的文明，就一定需要顶层设计不断地可以调节贫富差距，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不断动态调节权重，进而可以引导社会秩序良性循环发展。
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所诠释的也是这样一种理念，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有一种朝相反方向移动的倾向。
商鞅的“民贫则力富，力富则婬，婬则有虱。”也是对历史周期律现象的另外一种原因阐述。
因此，于国家而言，对抗历史周期律，毛主席给出的方案就是通过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可以防止否定事物的庞大，商鞅所谓“虱害”的滋生。习总书记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要“自我革命”，要在辉煌成就和赞扬声中保持自我，不能迷失自我。
于个人而言，我认为对抗个人的周期律在论语里面有答案：“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