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地区油脂公司财会科负责工作时，在行政会上给王根小（后来县公司的负责人）提过几次意见，到县公司后，王根小是公司负责人，成了上下级关系。
1957年下半年，反y运动中，王根小把父亲作为重点整，迫使父亲承反D才罢休。还要求父亲承认污蔑党的政策，这还不算，别人说的话硬逼着父亲承认。父亲拒不承认，就给父亲处分。在处分结论上写道：“该李（我父亲）参加工作以来，一贯不满领导，不服领导”在填报材料时，父亲在本人意见格也填注了否认意见。
1958年3月，父亲被下放农场劳动，还降了工资。在农场，被分到大黄沟煤矿，背了半年煤，致使父亲患上严重浮肿病，行走都非常艰难。父亲向领导谈自己的生活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困难要自己克服，组织上没法解决。”当时父亲把自己的手表、皮大衣具已卖光。
妈妈是1955年天津支边青年，无任何原因，以精简为名（按政策支边青年干部不能精简），迫使退职。姥姥精神受了刺激，经常把四岁的我大姐锁在家里，自己在街上乱跑，致使四岁的大姐瘫痪在床。
我妈妈于1959年夏，在我大姐一岁三个月时，考入甘肃省交通学校，去兰州上学。父亲在农场不能回家，使大姐大病一场几乎丧命。
妈妈为了寻找职业求学，一去近两年，三个假期只回了一次家，父亲带着严重的浮肿病，还要照顾精神不正常的姥姥和瘫痪的大姐，根本无法上班，在现实生活环境逼迫下，按退职处理，让父亲回原籍治病。
父亲拿着700多元的退职费，除还了300多元的债，下余的不到400元。父亲发电报叫回妈妈，妈妈到家一看，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再也无法上学了，在随父亲回原籍途经兰州时，痛心地退了学。
就在父亲回原籍的第二年（1962年），父亲的问题已由酒泉县给父亲做了甄别，结论是：“恢复名誉、恢复级别，补发工资。”但父亲单位一直未通知父亲，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父亲才从档案上知道这件事，父亲当时问了人事股，问题纠正17年多了，怎么未见通知，人事股股长说，他也是1976年才调来的，不知道这事。
父亲找到当时的经办人，经办人说他是临时抽调搞甄别的，交给领导了，领导换了几茬，谁也找不上，1979年父亲才在党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关怀下恢复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即使背被生活压弯，但骨子里也不服输。工作上，父亲总是克服困难，用满腔热情完成各项工作。
父亲提出做饼子，让单位职工轮流在学校门口和街道繁华路口设摊位。一时得到其他粮站的纷纷效仿。
后来要成立新的粮站，领导首先就想到我父亲，局领导安排让父亲带领其他四人组成新的粮站。
父亲为人正直，从不占公家便宜，从小到大我们姐弟六人都不会动公家和别人的东西，也是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
那是我上初中的一天，回到家，看到父亲挽着袖子正在和发面，才搅拌了两下，父亲就停下手，旋即搓起手来，嘴里还念叨着，怎么发错了？我还没弄明白，父亲提起刚才打开的那袋面粉，放在了自行车后座上，一手推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扶着面袋子，好在粮站离我家也就两百多米。不大功夫，父亲就驮着一袋面回来了。
我才明白，父亲买的是标准粉，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给父亲付的是优等粉。父亲原本就是在粮站工作，手一挨着面，就感觉出来了。我问父亲：“那咋办呢？你都打开了。”父亲回答：“这好办，只需把我用了的这些面补个差价就可以了。”
更让我对父亲敬重的一件事，那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那是1999年的时候，我的弟弟要结婚，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弟弟身上也没多少钱，都是父母和姐姐们在给他凑。那时候父母退休工资也少的可怜。
父亲就去银行把和妈妈存的钱取出给弟弟，父亲数了好几遍，都不对，就对工作人员说：“你是不是数错了？”原来，银行的工作人员给父亲多支付了五仟元。那时候，父母的退休工资也少的可怜。可父亲说：“不能亏人，他们也有家，这五仟元，是他的工作失误，弄不好会丢了工作，咱不能那么做。”这件事我一直记着。父亲就算自己日子过得艰辛，也不愿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何况是这种昧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