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上》04：“仁”的孟子晋级版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关于“仁”，孔子多次做过阐述，却从没下过定义。孔子对于“仁”的各种表述，均有特定的情形与条件，很难概括成具体、普适的概念。反倒是对于“仁”的反面——“不仁”，孔子很少提及。整部《论语》之中，关于“不仁”的典型言论有两处：一是《论语·里仁》中，孔子讲“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二是对于弟子宰予的评价——“予之不仁也”，这是因为宰予坦言自己不守三年之丧能够“心安理得”，换句话说自己内心深处没有为父母之丧留出足够包蕴与回报其恩泽的时间、空间。

概括来看，在孔子看来，每个人心中都天然的有“仁”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当看到他人身上的仁心、仁行时才会“心照不宣”。也正因为如此，“仁”作为一个内在概念才很难说清楚。

透过孔子，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仁”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在概念，不适合用来规矩和框定他人的行为。所以，孔子除了在宰予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在心中没有为回报父母恩泽留下足够的时间、空间时，孔子半开玩笑地说此时的宰予是“不仁”的。除此之外，孔子再也没有给那个具体的人扣过“不仁”的帽子。

孔子讲“里仁为美”——靠“仁”来安身立命才是比较爽的事儿。比如一个木匠，靠手艺吃饭天经地义，为过世的人做棺材来谋生也无可厚非，但为了多挣些钱盼着人早死便有些“失仁”了，倘若带着错误的想法去做事便是彻头彻尾的“不仁”了。非但择业要择仁，择地而居也是如此。孟子所谓的“居不仁”，是孔子“里仁”思想的发挥。

关于“仁”，孟子进一步将它的适用领域聚焦到“仁政”领域，将它的规矩、框定对象聚焦到诸侯王身上。以期通过有力量的诸侯王以德行仁，通过仁政结束天下变乱，实现天下一统，从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仁则积福，不仁招祸

孟子讲“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其间包孕者为政诸侯王的“不仁”，正是因为心中没有装着他人，没有装着百姓，没能在安逸时心中装着不好的年景，才会在好年景国家闲暇时，只顾着自己肆无忌惮的游乐。心中没有他人，没有天下百姓，没有帮助自己的百姓扛过不好的年景这样的意识，对于诸侯王而言便是“不仁”的，“不仁”招致的灾祸如影随形，恰是“不仁”的诸侯王所无法躲过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就是这个意思。

在孟子看来，“不仁”招祸，如影随形。仁则积福，也是立竿见影的。诸侯王行仁政“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简单来讲，诸侯王以德行仁无外乎崇尚道德，敬重贤人，让贤能之人在位行政，让有才华的人发挥才华。国家太平无事时，便抓住时机修明政教，森严法纪，从而让国家治理更加清明。如此一来，即便是那些大国也会敬畏这样的邦国。

孔子强调自己“述而不作”，孟子自然也不会心血来潮的搞创新。孟子这一思想的源头仍然是孔子，是《诗经·豳风·鸱鸮》中的“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是孔子讲的“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心中时刻惦念着自己治下百姓的安危，能在太平时防患未然思虑如何渡过艰难的灾年。这样的人不做百姓的主宰，谁还能做百姓的主宰？这样的人不能使邦国强大，谁还能使邦国强大？

二、仁则致荣，不仁则辱

一开篇，孟子便讲“仁则荣，不仁则辱”，乍一看，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孔子没有讲过类似的话，王圣先贤的经典著作中也没有提及这样的概念。

结合孟子对于“仁”适用领域和适用对象的“窄化”，结合先前让梁惠王深以为耻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便不难理解孟子的用意。对于诸侯王而言，“不仁”说到底就是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没有自己治下的百姓，没有敌国外患，没有国内贤臣良将的妥帖使用，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安逸、享受，想着自己的肆意妄为。这种“不仁”的诸侯王，“不仁则辱”是迟早的事儿。

至于“仁则荣”，从个体角度讲，心中装着他人——敬人者人恒敬之。从诸侯王的角度讲，“爱人者人恒爱之”——能够爱惜民力，爱护自己的百姓，治下的百姓也会爱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