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在农村的一所初中教学，名副其实的一个小校点，四个年级一共八个班，每个班都是小班容量，最多30多人。
从初一开始教语文，当班主任。不会教语文，不会当班主任，就跟老教师学习。光跟别人后面学习也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上进——钻研，钻研教材，钻研教法，钻研中考试题，钻研学生的学习。
记得那一年，应该是1992年11月的一个礼拜日，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驾驶摩托车飞越老家的金山岭长城，几乎所有的同事和我的学生都去观看了。那年我教初三了，手里没有任何语文教学资料，找也找不来。我就放弃了去看柯受良飞跃长城的机会，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70里地之外的县城自费买教学资料，回来就一头扎在屋里做题。
一晃就教到初四了——那时老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实施的是小学五年，初中四年。我第一年教初四毕业班语文，校长主任都不放心，就从县教研室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语文教研员，三个人突然袭击地悄悄推开我的教室后门，坐在教室后面听我的课。
当我拿着教材和教案，一走进教室，还没顾得上看教室后面多出来的的校长、主任和县教研员，就感觉到孩子们的紧张情绪——一个个坐的笔直，鸦雀无声！
一阵小紧张之后，从来一根筋的我，就决定豁出去了——该咋讲就咋讲！大不了把我打回初一，不让我教初四！
“雪莲同学，今天该你课前说话练习了吧？来吧！大家掌声欢迎！”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课前说话练习的题目是——‘我的母亲’……”
……
一堂课结束，我没顾得上洗去手上的粉笔灰，就识趣地紧随着校长主任和教研员回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小凳子上，听三位领导给我评课。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评课，惴惴不安、头皮发麻的我，记了满满两页的笔记，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校长对我说的那几句话：“小杨老师，你也听到县教委领导对你的课的点评了，孩子们马上就要参加中考了，可你却这样上课，居然还让学生替你上讲台讲课……赶紧改过来，否则……”
教研员走了，校长主任生气了，我傻了。
咋办？按照领导说的去讲课？我不愿意。思前想后，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把我拿下，把我打回初一！不再让我当班主任！
就这样，平时的语文课我还按照自己的“野办法”上，多让学生去说、去评、去讲，一旦领导来听课，我和我的学生就心照不宣地按照“正规课”来上，我在讲台上讲得唾沫星子乱飞，学生们老老实实地在下面记笔记，头都不敢抬。
就这样心惊胆颤地度过了初四，又心惊胆颤地带着孩子们去县城参加完中考，之后就是心惊肉跳地等待着最后的“宣判”。
“主任，祝贺您呀！听说咱们学校的数学和语文中考成绩都特别好，对于咱们这样一个小校点，真的不容易呀！”一天，县教委一位临时下乡到我们学校的领导，偶然对我们主任说起。站在主任室后边水房门口打水的我，正好听到了“直播”。
“哦！谢谢您！别看我们的校点小，数学中考成绩历来都是我们学校的强项，数学应该不会差，考全县第一也是情理之中。至于语文嘛，您肯定听错了，我们新上了一位小老师，没啥教学经验，能不垫底就不错了……”
下午，校长从县里开会回来，我们学校数学、语文中考成绩都是全县第一！
……
接下来的若干年，不管是初四，还是又改回初三，我都一直“坚守”在毕业班，一直到我通过全县竞聘“跳槽”到县城的重点中学。来到县城教学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语文课上带着孩子们拿着体育组的绳子去测量张木沟桥，去刚刚“开槽”的北山新区参观，去餐厅表演课本剧“动物对人类的审判”……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胆大包天”，经常“偷懒”——把讲台让给我的学生，让学生替我讲课。但我至今从未后悔过，绝不仅仅是因为后来取得了好成绩。讲台，绝不应该只是老师表演独角戏的舞台，更应该是孩子们大放异彩的大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