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浅窥034:说卦传·人如何傲然立于天地间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记载成为传统经学家认定孔子作《说卦》的主要依据。现代考据派学者认为,《说卦》的主体部分形成于战国晚期。马王堆帛书《衷》显示,战国末至汉初已有现有版本《说卦》的前三章。
秦火之后,《易》得以存,但《说卦》一度散佚。汉宣帝时,河内女子修葺老屋,得逸《易》,博士审定后上报,公元前51年的西汉石渠阁会议以经学辩论的方式,确认《说卦》为正经。东汉熹平石经刻有《说卦》,与今本基本一致,文本自此完成定型。
也就是说,《说卦传》是层累形成、失而复得的经典。创作于战国晚期,未必出自孔子之手,但其主体部分(前三章)有明显的孔门后学思想的影子。伴随儒学衰微,秦至汉初,《说卦》一直处于散佚、私传、残缺状态。汉宣帝时,自河内民间老屋出土,经官方整理认定,编入《易》之十翼。东汉时,文本定型,被刻石流传至于今日。
(一)原文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二)白话试译
从前圣人创作《易》,深为造化的神奇、贞明所折服,从而创制了蓍占之法来效法和表现这一神明。考察、度量天地而借助数来表达之,观察、辨别阴阳变化而借助卦象来指代之,推演、体会刚柔相推而借助爻画来象征之,顺应自然规律和现象,从而使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得以合宜发挥,穷尽天地间的义理、物性,最终充分发挥和展现出人之为人的生命价值。
(三)浅窥
孔子晚年,多少是有些时不我待的紧迫和壮志难酬的怅然的。
他对弟子们讲,我真是老得不成样子了,已经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晚年孔子,已经无法再设想如周公一般创造出不世功业了。他坐在大河之上,看河水浩荡奔流,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越到晚年,孔子越感到言语的苍白和无力——周公那样的不世功业,不是仅靠言语就能创立的。他不无遗憾地感慨“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自己恐怕只能为后人留下这些空洞、苍白的言语记录,再难有创造有形成就的机会了。他甚至公开对弟子们讲,自己准备闭嘴不说话了。子贡马上跑上来拍马屁——您老人家不说话了,我们还怎么发挥和传递您的大道。孔子感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天不说一句话,却有那么大的功业和成就。“我”说了那么多的话,有什么用呢?
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也是全人类公认的圣人。他为什么还要感慨自己的无所成就呢?
《论语·微子篇》中,孔门弟子列举了曾为老师称道过的全部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给伯夷、叔齐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给柳下惠、少连的评价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虽然不得已降志辱身,但说话合乎大伦,行为合乎社会共识。对虞仲、夷逸的评价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过着隐居的生活,不再谈论世事,洁身自爱,视通达权变为下流。
最后,孔子对自己也做了评价——“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我同他们都不同,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说到底就是没有自己的立场。自信如孔子,常常以天道的立场为立场。或者如《道德经》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的立场为立场。孟子“五百年必有圣王出”的话,间接揭示了孔子没有自己立场的缘由,他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没有“以百姓心为心”的圣王可依从,只能在乱世中“无可无不可”地“居易以俟命”了。得了孔子衣钵真传的孟子,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讲得更透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孟这样的圣贤,怎么可能为世间寻常利害而放弃自己的精神自由呢?
道家代表庄子在绝对的精神世界中“逍遥游”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无可无不可”地循天地之道而“任自然”,却又始终不离人间。
孔子没能作《易》,但他深为作《易》的圣人所折服,因此而学《易》、赞《易》。他看到作《易》者的要妙——师法于天地而用诸于情理。以“圆而神”的蓍之德、“方以知”的卦之德,来对应匹配天地的神明不可测。以奇、偶数来对应匹配天地万物,以卦象来对应匹配阴阳转化,以易简的爻画来对应匹配刚柔变化。
圣人设卦的目的只有一个——“和顺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帮助人体察、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从而在穷尽天地间物性、义理的同时,找到自己人之为人的合宜大道,极尽自己生命的独特性,成就自己不朽的人生价值——在极尽生命独特性的同时完成自己的天赋之命。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不是随波逐流地躺平摆烂,而是“居易以俟命”——在顺应天地万物规律处安身立命,等待一个完成自己天赋之命的时机。回望自己的人生时,孔子看来未完成的不朽,在后人看来则是难以企及的生命崇高。孟子圣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一位完全与天道时势融为一体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