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语忌，有语病，语病易除，语忌难除。语病古人亦有之，惟语忌则不可有。

须是本色，须是当行。

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

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最忌骨董，最忌趂贴。

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语病和语忌的区别，前者纯粹是修辞学的问题，后者涉及书写习惯、意趣高下以及作者修养等问题。严羽更重视避免语忌。

关于语忌，按后面补充的两则，合在一起即为“七忌”：

（一）忌骨董。骨董，即古董，原指古玩器物，这里比喻陈旧迂腐的内容、文辞等。刻意追求奇、险、难，热衷于使用古词古字，导致作品晦涩难懂。之前五俗中的俗韵，可能也有相似的意思。

（二）忌趂贴。趂，通“衬”。指过于追求贴切。关于这一条，不太理解。可能是指诗歌不似文章，在表达上不应该过于直露，需要更艺术化的手法去表现。类似于下一条的“语忌直”。

（三）语忌直。这个比较好理解，不要太直白嘛。

（四）意忌浅。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的立意，这是作品高度的层面。

（五）脉忌露。脉，原指血管、脉络。引申为文脉、文理，指诗文的脉络应当向人体的血管那样连贯、细密而有条理。

（六）味忌短。佛教所谓六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之一。曹魏康僧铠译《无量寿经》：目睹其色，耳闻其音，鼻知其香，舌尝其味，身触其光，心以法缘，一切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后为转化成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为刘勰、钟嵘、司空图等人所推崇。通俗点讲，其实就是常追求的韵味悠长，言有尽而意无穷。

（七）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音韵，指诗歌的音节和韵脚。散缓的意思是节奏感弱，音节平淡无力。迫促的意思是节奏过快，音节急促紧张。总之，需要“刚刚好”。这个属于好说不好做的事情，或许作为一个诗人对于这类的批评会嗤之以鼻吧？

有“忌”就有“贵”。

（一）下字贵响，造句贵圆。响，指诗句音节响亮；圆，指诗句造语圆润。这是严羽诗学的一种审美追求，也可以视为对盛唐诗学特质的一种概括。响相对哑而言，圆相对涩而言。陶明濬《诗说杂记》：至若圆之一字，更为难能，郊寒岛瘦之讥，为二人之诗句过于僻涩也。李杜所以有诗仙诗圣之称者，为其诗句之圆满也。这个评述不够完整准确，但关于两种诗歌风格的对比是有一定道理的。

而对于“下字贵响”，个人认为没那么绝对，只能理解为需要的音节，而不是每一个字。诗应在虚实之间，譬如击鼓，如果声声重击，则了无情趣。

（二）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立意贵在深刻透彻，措语贵在潇洒利落。

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

举止，当指装模作样的意思。

以律诗而言，四联八句，颔联和颈联要求用文辞精巧的对句。因此，无论从作者的写作层面，还是从读者的接收层面，颔联和颈联更引人注目。事实上，被人传颂的佳句，如是涉及律诗的，大多是颔联或颈联。

严羽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首联和尾联的重要性。白居易《新乐府序》：“首句标其木，卒章显其志”。元代散曲家乔吉谈到写“乐府”的章法时提出“凤头”“猪肚”“豹尾”的比喻，要求散曲写作开头要精彩亮丽，中间要充实丰富，结尾要响亮有力。明谢榛《四溟诗话》：“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李渔《闲情偶寄》：“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若难遽别。”

但严羽同时又提出要自然。既要“自然”，又要“响亮”有点难。文学批评就是这样，各说各的道理，反正也不需要自己去按照这个要求写出个大家都能看好的范本。

关于使事，即用典。其优劣的争论始终不休。典故就在那里，能用好是本事，用不好，也就那样。

须是本色，须是当行。当行、本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阈。前者指作品符合诗体的本质特征，后者指诗体自身的创作规律或问题特色。

严羽提出的当行、本色，是针对宋代以来“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的书写倾向。其观点还是得到后世的某些认可，比如清黄宗羲《胡子藏院本序》：“诗降而为词，词降而为曲，非曲易于词，词易于诗也，其间各有本色，假借不得。”这属于文体融合与坚持的对峙，说不得对与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