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昨天一口气读完了陈其钢的自传《悲喜同源》。

非常喜欢，两层原因，一是对书中观点的深深共鸣，譬如对集体性与空话的厌恶，对全球开放合作包容的拥护，对教育的反思，对个性的尊重，对婚姻的理解，等等。

但更感动的是书中的自我剖析，譬如直面过往的逼仄窘迫与“愚钝”没情商，譬如至今毫不隐藏的清高傲慢与偶有“修正”，何等真诚。

信息本身来说，上世纪的故事可作为我理解那些历史的又一个切片，奥运的幕后则实在让我太对自己的工作感同身受了哎。

理解他人，坚持自我，希望我真正从这本书里获得了力量…非常感恩能在自传中与陈其刚相遇。

以下是书摘：

对集体性的怀疑，对个体性的尊重

- 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人们做什么，都想要证明一件事：自己是最革命的。这导致了集体性的爱表现、爱背教条、说空话、说假话、不说人话的习惯。

- 他（梅西安）问：“怎样写算是为人民服务？哪一部分人民？”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会想人民是否喜闻乐见，领导说喜闻乐见就是喜闻乐见，从来都是领导代表人民，人民自己并不说话。

梅西安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接着问，人民这个概念很泛也很大，你是为工人、农民、士兵，还是什么人？即便只是农民，也需要知道哪个具体的农民吧。如果无法做到，也无法验证，难道只要心里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是为人民服务吗？

我无法回答梅西安的反问。

- 我生活在清华的博士中，你想象不出每当不谈论专业时，看电视、聊天时，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表现出怎样的趣味与修养。我常常是不愿意开口的。（一个女同学给陈其刚的信）

- 通过反复思考、交流，我越来越清楚地认为，夫妻之间的互相尊重，不仅应该体现在言语之间，也应该体现在尊重对方的自由独立人格方面。如何解放婚姻在道德方面的束缚，让家庭属于成员的同时，又不丧失每个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难题，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别人解决不了，不一定我们解决不了。

- 双方的独立性已然形成，不会对婚姻共同体有与过去一样的诉求，相处起来反而比过去更加和睦。最大的改变是让我彻底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培养了凡事自己思考、自己处理的习惯，让我发现了独处对于一个创作人的种种好处。首先，在思考和写作时不会被打扰，耳根子是清净的；更重要的是，我的行动是自由的，做什么事，见什么人，做什么决定，无须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当然，独居也有独居的不便，比如做饭、购物、行政事务等都要耗费更多时间成本，但作为代价是值得的。

- 我发现审查制度和分寸，很多时候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而是执行者对上意的想象和揣测，往往越是高层越理性，越到基层越严肯国歌修改这件事，高层可以理性分析我申请的合理性，而低层考虑的则是可能带来的风险，宁可不作为，也不惹事，以免影响自己的前途。

- 很多政策显得不人性化，可能是沟通不畅的结果，也可能因为执行者对原则的僵硬解读。

关于自身努力

- 我不知道未来命运如何，但我相信善待同事会让我有一个和顺的环境，提高业务更是任何人夺不走的本领，总会派上用场。

- 对作曲和指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跃跃欲试，虽然还不敢奢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当指挥或作曲家，但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坐得住，写作时可以通宵达旦，不完成绝不罢休，好像有股巨大的能量在推动着，让我品尝到写作的乐趣。

- 乔治·斯坦纳说：“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祖国。”而我作为一个作曲家，只要给我一张书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精神家园。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或是在浙江的山区，我需要的都只是一张书桌、一架钢琴、一台电脑。真正的艺术家，灵魂首先是人性的，其次是文化的，最后才轮得上家园。

- 人生的每一个“当下”都会有一种永恒感，好似年轻会永驻，未意料到它只是暂时的。“当下”的永恒感，会让有些人狂妄和不可一世。过来以后才知道，在人生的每个阶段，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都是残缺的，扭曲的。完善自我认知必须要经过时间，只有时间过去之后，才能对自己渐渐看得清楚，且越远越清。40岁时看自己40岁，以为自己是美的。50岁回看40岁，还是美的。60岁看40岁，已经不那么美。70岁再看40岁，觉得太幼稚。80岁看40岁，羡慕当年的无知与无畏。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在自己的眼中会变化，可能变得不美，也可能越来越美。但是幼年的美是永恒的，2岁，3岁，一辈子都不会变化。因为那时候，人是真实的，是纯洁的，是不受外界影响的，永远都无可超越。其他的时候总会有狂妄啊、自负啊、失落啊、装腔作势啊，只不过在当时都无感觉。比如说自信，走着走着就会发现，那其实也是一种无知。

关于艺术与创作

- 有好多事，看起来门槛不高，比如书法，以为谁都能写，其实绝非如此。这是现代艺术中夹杂的遗憾，也是现代音乐躲不过的残疾，以为只要有热情就可以作出好作品，从乱来开始，到乱来结束，是大多数幻想家的命运。但也有极少数，即便是乱来却出来了，这可能就是一般逻辑之外的天才，他们从混乱中嗅出了规律。

- 老柴和老肖（指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就是神，是不容亵渎的，几乎就是品位、高雅或优美的代名词。而在梅西安眼中，竟然代表着粗俗！这个反差太大了。

- 梅西安对老柴和老肖的评价，我当时以为是他个人的趣味，没有上升到文化区隔的层面。直到自己的作品在各国演出，我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反馈往往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性有关。比如，我的《蝶恋花》在欧洲演出非常受欢迎，在美国演出，观众会坐不住，而在中国演出，有些人会觉得有伤风化。这种差异多数情况并非因为偏见，而是审美习惯所致，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道理可讲。只有了解不同，接受不同，理解对方，坚持自我，才能在不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 譬如荷兰，语种很小，荷兰人几乎都能说三种语言。这个民包容性很强，对待不同敞开怀抱，勇于接纳，见怪不怪，这样一种态度，更能造就宽松自由的艺术空间，让人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相反，一些文化大国、强国，由于自己的历史包袱，反而容易保守，拒绝观察和接纳世界的不同。

- 我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戏曲已经属于地地道道的博物馆艺术，我们的工作就如同保护和学习中国古典哲学一样，应当保持和维护古董的原貌，对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艺术进行认真的挖掘和研究，在其基础上精益求精，这个工作过去不是做得很多、做得足够好，而是远远不够。在中国传统音乐上动手脚掺杂西方因素，就如同在孔子的《论语》里掺杂康德、尼采、马克思，纯属不伦不类，既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样貌，也不会因此而满足西洋听众的耳朵。创新固然值得鼓励，但不能在原有作品上创新，只能另起炉灶，比如用传统乐器演奏新作品，用现代故事编纂新戏剧…

- 曾经有多少作曲家受到过乐评、权势或观众的不公待遇，但那些振振有词的、不容置疑的、义愤填膺的、“绝对正确”的指责之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历史的沉疴，留下的却是那些“一无是处”的作品。同时，美学的争论，如同作品一样，各有各的追求和爱好，无所谓对错。站在他的立场，不会认同我，我也不会认同他，只要不以指导者自居去排斥异己、打击弱者，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最终不会形成影响。

- 我很清楚音乐只是电影的一部分，再重要也是为电影服务的，如果导演坚持怎么做，就应该怎么做，但在没有做最后决定之前，我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且不断“申诉”，向他解释我的想法。在剧组里，包括在奥运会期间，由于导演很有主见，一般都是他说了算，创作团队有时显得缺乏主动精神，变成了简单的执行者。我觉得这是对艺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始终坚持讲明自己的理念，争论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勇，而是为艺术效果达到最佳化。

- 我自以为对张艺谋的了解比其他人多一些，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因为我与他有很多争论，通过争论对一个人的了解远比顺从来得深刻。他喜欢争论，他不因为争论而恼怒，他心地很善良，既能接受别人好的意见，又能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当然也因为他是一个艺术上极为认真的人。

- 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创作中强调“中国民族风格”是一个狭隘的、非常中国化的态度，而不是艺术创作的普遍问题。一旦走出中国，民族风格在音乐创作中远没有中国人认为的那么重要，而个人风格则远远重于民族风格，甚至可以说，个人风格是民族风格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位台湾同学质问，如果一个中国作曲家只有运用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素材进行创作才可能产生优秀作品的话，那生活在台湾土地上，从小只接受了日据时代和欧美外来文化影响和熏陶的台湾人，就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了吗？何止是台湾人提出的问题，几乎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可以提出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那么执着于民族风格这个过不去的藩篱，是不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或不愿触碰远比民族风格更重要的个人风格问题呢?

关于成功与金钱

- 成功是一个作曲家追求的目标吗？对这一点，我始终在探问之中。因为，有的时候，成功并不需要“标识性”，一个人毫无风格，也可以做得轰动一时，这是其一。其二，难道作好音乐，是为了成功吗？成功是一个社会属性，就是获得认可，获得公认，但没有获得认可，就一定不好吗？

- 至于《易》这首作品，今天我给它的评价并不高，觉得它有很多生涩浑浊的地方，之后十几年我一直尽量阻止它的上演。我甚至几次与出版社协商，希望将它从自己的曲目单中删除，但出版社不认同。他们认为《易》是我走过的路，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不能抹杀。但我觉得，虽然我从过去成长而来，但过去的那个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我，学习的成分和影响大于自己的性格特征，留着这样的痕迹，会让听众和演奏家失去认识我的标识，不利于人们对我的了解。我觉得，即便我一生只有三首像样的作品，也比一百收风格各异、性格模糊的作品好。可我没能说服出版社。

- 有了这段经历，我可以坦然地在谈艺术、谈教育时免去金钱利益的交换。几十年来，我没有向跟我求学和求教的学生收过一分钱；在躬耕书院举办工作坊时，所有学员都包吃包住包学费；在奥运，领导问我有什么条件，我可以诚恳说没有条件，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挣钱的；有不少出价很高的创作项目找我合作，最高甚至上千万，但由于它们不符合我的艺术理念与追求，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即便对方提出无须我亲力亲为，只需我挂名，我也会拒绝。

- 经商不但让我见识了商业领域的尔虞我诈、道貌岸然和唯利是图，也收获了真正的忠贞、信任和友情。人生中如果没见过钱，会有一个盲点，如果没出过名，也会有一个盲点，难免会对金钱和名誉有一种神往。见识过了，才让我明白那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我而言。

- 当你一贫如洗时，总在乎他人对你尊重与否，可偏偏没人尊重；而当你“富有”时，人家尊重你，你却仍不满足。究其原因，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永远做不到恰如其分。

关于教育

- 中国的主要音乐学院可以值得骄傲的是硬件设施完备，学校规模和学科大而全，这是很多国外音乐学院不具备的。但如果考察软件质量，就会看到学科建设粗糙，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就急于建立体系，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和不均衡，钢琴和提琴好一些，管乐和理论学科相对薄弱，而且排外倾向严重，积重难返。都说我们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院，教学质量高，很多学生在国际上获奖，但没有在国际一流音乐学校上过学或工作过，怎么知道自己是一流？质量不仅是数字的比较，也是师资力量均衡和创造力、理论水平、知识宽度、音乐理解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比较。

- 总体来说，在文化荒芜的年代，缺乏教育、缺乏知识，不大可能忽然出现教育契机。较好的学生主要是城市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虽然大家都说77级不得了，但我认为大家将77级神化了，无视了班里大多数同学毕业后默默无闻、销声匿迹的事实。

- （与梅西安）这不是“一个好老师接受一个好学生”那么简单的事，也不仅仅是一个有诚意的学生来投靠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一种教育与另一种教育、一个社会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对冲。

- 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并不如同中状元，也不因为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将来一定会怎么样，进去一看，30个同学，个个都比你棒，你将会如何？无法知道！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就是这种感觉，很好，但仍旧是低着头乱闯，但跟随梅西安则不同，你甚至不用想需不需要努力，跟着他学习本身就是很重要很全面的成长。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的当代音乐历史，都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