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国开始跃出传统运行轨迹，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作者以总揽全局的视野，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图景。研究了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从经济、政治，到城乡基层结构的变化。探讨了社会变化的内因，及其外因影响下的社会习尚的改变。分析了深刻影响社会上层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他各种社会思潮。还关注了社会的其他系统和层面，如宗族、行会、会党、人口、移民、社会心理、文学、电影、戏曲等。透过近代中国新旧杂陈的迷雾和幻象，直击现象核心，深刻挖掘历史的运转原理。附录《浮想录》摘编，记述了作者建构新陈代谢史学思想的初衷和脉络，以及他对近代中国的深入思考。

本书博大精深，思辨深邃，遣词典雅，文采焕然，凝聚了陈旭麓先生数十年心血，准确而深广地再现出百年中国的急剧变革。它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和最好的导论性著作。

二、关于作者：

陈旭麓（1918.3.31—1988.12.1），湖南双峰人，1943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曾任大夏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教授，《辞海》编委会委员及分科主编，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副会长，是华东师大建校元勋之一，执教40多年，培养研究生逾百人。他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发表科研论文一百余篇，不少论著被译成俄文、英文、日文等，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史学家。其著作《浮想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被誉为新时期的“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三、美句摘抄：

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但是，大一统总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它又排斥了一些不应当排斥的东西，并由此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殖民主义原始积累则是滔滔罪恶。但功绩和罪恶又常常不那么容易一截为二。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

直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西方诸国同沿海各省定期贸易。这反映了国土统一之后中国国力的强盛，也反映了作为封建帝王的康熙所具备的自信力。正因为自信，所以康熙不怕外国东西，并且肯学习外国东西。他本人对西方近代数学以及医学和舆地之学都下过功夫。这种学养，使他更容易相信实证…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但一经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闻”则变成了下国上贡。把英吉利国王归入“边塞夷王酋长”同类，虽是一种世界知识和地理知识的错误，但在惯于以华夏俯视四夷的人们眼中，正是应有之理。所以，当马戛尔尼不愿意以三跪九叩的仪式觐见中国君主的时候，乾隆不能不感到恼怒。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用，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要说明这个二律背反，只有借助辩证思维。

开埠之趋向是:由沿海入长江;由下游而上游，并逐步进入内陆腹地。这些埠口，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这是一种既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又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东西。它们在旧社会的肌体里沉淀、发芽、生根、膨胀。于是两千年来的清一色变成了斑斑驳驳的杂色。通过这些窟窿，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而缓缓发生。

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顽固的人们借助于神圣的东西而居优势，迫使改革者回到老路上去。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穷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正是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在这个过程里，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旧与新，中与西，于是乎难分难割。

有人说过:戊戌政变杀青年人、南方人多;八国联军杀老年人、北方人多。透过这种南北方和青老年的对立，是改革人物与顽固保守人物的对立。侵略者用暴力消灭了后一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同时又以此震慑了其他部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但它导致的结果却是为中国的改革消除了一些阻力。许多历史的是非是隐藏在历史的深处的，只有透过某些历史细节的表象，才能把握历史迈进的步伐和节奏。

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相信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但是，同样的意思换一个角度却说明了不同的问题。因为革命党人不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反对革命的人们的信任；因为清朝不信任他，所以他可以得到反清的人们的信任。对立面的不信任正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本来两面不讨好的袁世凯结果却是两面都讨好，所以他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以17票(全票)当上了临时政府大总统，既取代了清朝也取代了革命。

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里，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不科学的东西通过曾经相信过科学的人来表现自己，君主和专制通过曾经宣传或笃信过民主的人来表现自己，落后通过曾经先进的人来表现自己，才有分量，才有权威性。这种复杂性往往蕴藏在不易察觉的历史深处。

袁世凯叫张一麐编造的《戊戌日记》，蒋介石叫陈布雷编造的《西安半月记》,是戊戌政变和西安事变的伪史，却是袁世凯和蒋介石的真史。因为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一切事物不是发生在它发生的时候，都是“今日适越而昔来”。

新儒学是时代和社会新了它，不是它新了时代和社会。

历史的回归终究是后人的重塑。

四、体会感悟：

历史的新陈代谢，并不是突然间全部更新，而是局部地更新，那些还有生命力的“陈”仍要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再为下一步的“新”代替。陈旭麓先生把辩证法应用于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现象、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并阐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研究历史，必然少不了直引材料，但绝不应局限于材料本身。陈旭麓先生注重把历史事实间的联系找出来，按因索果，按果溯因，顺藤摸瓜，以逻辑针线将一幕幕片断前后衔接、左右缝合，再如新陈代谢般一节节展现出来，“还原案件真相”。

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许多历史的是非是隐藏在历史的深处的，只有透过某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些历史细节的表象，才能把握历史迈进的步伐和节奏。”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那些破损的细枝末节里，往往掩藏着历史的经纬和斑斓的图案。

诚如先生所言：“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是研究历史和一切事物的方法。”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从小细节里看到大格局。正是这种“见微知著的叙事”，才让我们有“睹始知终”的体悟。

黑格尔曾说：“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侵略与反抗交织、充满创伤的历史，那些苦难的伤痕，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但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我们应当记住绝望中的呐喊、黑夜里的彷徨，记住流淌过的鲜血、闪耀的星星之火。先辈们所经历的时代灾难，是全民族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和平与幸福来之不易，常怀一颗铭记历史、感怀历史的心，知所从来，方明所去，鉴往知来，向史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