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前文分别整理了自从襄公十一年（前562）春鲁改军行为 “三军制” 以来直到襄公十九年（前554）夏上卿仲孙蔑去世为止的主要军事行动：
如表，阴影部分为非军事的外事活动，而白底部分为涉及军事动员的对外及内务活动。可见此九年间鲁国总共军事动员达到十六次，其中襄公十八年底的 “平阴之役” 到来年开春的 “督扬之盟” 为同一次动员，此外还未计入襄公十九年仲孙蔑去世之后两次筑城行动。
历次共二十二此军事及非军事行动中，鲁襄公参加了七次，达到31%。其中的十六次军事行动中鲁襄公亲自参与五次，也在31%左右。说明三军制下鲁国君臣能够在各种外事行动中相互协调、信任，合理轮换分配任务，实现了劳逸结合而避免负担过重而导致的伤病。
此期间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以襄公十一年伐郑的 “萧鱼之役”（前562）、十四年伐秦的 “迁延之役”（前559）、十六年伐楚的 “湛阪之役” 以及十八至十九年伐齐的 “平阴之役” 这一系列行动先后迫降郑国，并压制了秦、楚、齐三大强敌。至此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基本上落下帷幕，等到襄公二十七年 “弥兵大会”（前546）之后，晋、楚争霸就不再是整个中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了。
再来看一下上述历次行动中鲁国三军动员的规律：
如表，按照现有的动员记录，可见鲁国自成立三军（前562）以来，几乎完全是严格按照中军、右军、左军的顺序依次动员兵力。此为过往 “两军制” 下按照右、左两军依次轮换动员规则的直接延续。
不过相较于 “二军制” 的记录，“三军制” 下的鲁国在动员上面拥有了一个制度性的优势，也即可以根据任务本身的轻重摆出不同比重的筹码，也即拥有了在一次行动中分别出动一军、两军和三军这三种不同模式的选择余地：
首先，对于诸侯联合伐郑、秦、许、楚等类的军事行动可以主要依靠盟主自己担当配角，或者防御邾、莒之类实力相对不强的地区性对手可以选择出动一军应付，兵力大约三百乘。
如果面临强敌齐师来伐，或者在短时间内需要在前线要塞构筑规模较大的城防工事，则需要同时动员两军合计六百乘，主要为了发挥其对应接近两万人劳役的作用，例如城防、费、成等邑的案例。
在与齐国决战的 “平阴之役” 中，直达前线的虽然只有中、右两军，但是左军事实上也进行了预备动员，以用作可能实施的包抄齐师后方计划；后来虽然由于齐师主力撤退而没能实现，但是也很快参与了转年 “取邾田” 的行动。
如上，鲁国通过 “作三军” 除了暂时性地缓解了内部公族之间的利益划分难题之外，对外则实现了动员体系的更加灵活和细化，基本上成功地应对了晋楚争霸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所以应该算是鲁国政治、军事改革史上的一大充满想象力的创举。尽管后世对此多有批评，例如：
……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若为元侯之所，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自是齐、楚代讨于鲁，襄、昭皆如楚……（鲁语.叔孙穆子谏季武子为三军）
可见此段《国语》完全是一家之言，没有充分结合当时鲁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和矛盾产生的迫切需求，也罔顾有记载的史实而简单地为 “作三军” 定了性。
当然 “三军制” 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鲁国的全部矛盾，在后文中我们将逐步揭开这个体系逐渐不能适应现实需求而最终消亡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