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痕迹；善于说话的人，不会在言语上留下任何破绽；善于计数的人，不用筹码也能计算；善于闭守的人，没有门闩别人也无法把它打开；善于捆缚的人，不用绳结别人也无法解开。所以有道的人经常善于做到人尽其才，因而他眼里绝不会有无用的人；经常善于做到物尽其用，在他眼里绝不会有无用之物。这叫做内藏着的聪明智慧。所以善人可以作为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如果不尊重善人的指导，不珍惜不善人的借鉴作用，即使自以为绝顶聪明，其实也是大糊涂。这实在是精深微妙的道理。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长善救人——铁屋中的“呐喊”
鲁迅曾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呀，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了。”这就是先觉者的苦痛与悲哀。当时钱玄同等人正在办一个刊物《新青年》，钱玄同想请鲁迅先生出来助阵。
鲁迅先生用这段话讲了自己对于国情与时局的认识。当时的中国就仿佛是一间“铁屋子”，而里面的国人都在沉睡着，他们不久都要被闷死了，然而并不知觉，因而也就并不感到痛苦，可是倘若有这么一个人大吼一声，惊醒了几个虽然睡着但是较为清醒的人，让他们来面对这就死的悲哀，难道就是对得起他们吗？因为他们是没有力量将这铁屋子打破的，鲁迅的这一认识诚然是悲观的，但不能不说是极为深刻的。
被惊醒的人是痛苦的，而鲁迅岂不是这间铁屋子中最早醒来而最感苦痛的人吗？
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有原因的：他满怀救国热忱，二十一岁曾自题：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在日本求学期间，发生了令鲁迅的灵魂不得不感到剧烈震颤的“幻灯片事件”以后，他觉得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就是提倡文艺运动，这就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过。
1909年，鲁迅回国，开始了自己的讲师生涯，同时兼任教育部职员。这时中国的历史舞台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清朝覆亡，袁世凯篡权，继而复辟帝制，而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接连兴起，局势更加混乱。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未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有了鲁迅先生最初的第一篇《狂人日记》。
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昧于外情，昏昏沉沉的活着，但是正是这种生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列强掠夺的对象。正是有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先生之类的“善于救人的人”，唤众民众，中国才有了觉醒，有了新的气象。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他看来，鲁迅先生体现了这几种最可贵的品质：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老子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弃物，故无弃物。”鲁迅先生在旧时代的“铁屋中”的高声呐喊，惊醒沉睡的世人，正体现了老子常善救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