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黑，晚秋的夜幕比盛夏时更早地降临。

沈杰楷沉重地走回自家的深宅大院。当了保长，为日本人干事，免于屠刀的轻松在他心里只停留了半场会议的功夫，就被一种沉重的连带责任给驱散了。

沈昭堂问他：“怎么样？熙铁怎么交代的？”

沈杰楷述说了开会的情况，又把未料及的利弊分析了一遍。

沈昭堂听后闷声不语，点上灯的屋子里静默了好一阵儿，他才开口问儿子：“今天提没提送煤的报酬？”

沈杰楷说：“散会后我问他了，酬金还没确定。不过，他说霜降之前必须运到北平西苑的电厂和市公署，一个月六千斤。”

沈昭堂忍不住骂道：“窑姐儿生下的东西！”又说：“送吧，那就送吧。还能怎么样？”

沈杰楷听了，垂头不语。他现在更担心镇不住底下的十几个甲长和村庄里的几个邪性的硬人，又要保证辖区不出抗日兵匪，一时陷入了忧虑。

气忿难平的沈昭堂又大骂了一阵子，心里畅快了，才又对儿子说：“所谓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觉得当保长还是好。姓盛的设了这个套儿让咱们钻，可是不钻就只有死路一条，咱们还是顺着他，先保命再说。至于出了抗日的要拿你试问，也多半儿是吓唬吓唬，不会动真格儿，而且只要你自己不抗日，就不会有什么事儿……”

话到此处，沈昭堂想到范继峦和盛熙铁一定有种不一般的私下关系，话锋一转说：“就是出了抗日的，托你继峦伯给姓盛的或者县长说情，也能保咱们平安。”沈杰楷迟疑一下，点了点头，沈昭堂又说：“但愿范家那些在外头的儿女，没有一个抗日的……”

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新年佳节一过，在中华民国海棠花状的版图上，距离北平三千里之遥的重庆，便时常响起满城的防空警报声。

天气晴朗能见度高的日子里，日军轰炸机成群结队地飞临泛着亮光的嘉陵江和长江上空，袭击这座已成陪都的山城，造成损失无可估量。

北平市各级政府人员迁往南方后，范立城和妻子等人辗转到了重庆。

他被安排在一家迁驻陪都的军工厂里担任副厂长，监理战时军需物资生产，后因更高级别的蒋系官员安置进军工厂，又被调往驻渝南京第二船舶公司，出任副总经理。

一日，他与同事们在防空洞里躲避日军轰炸时，偶然听闻不远处一位中年人与几个青年谈及北平房山太平庄的人物，提及了自己的祖父范继宁，不禁一惊，转头望去，仔细瞅认那人，辨出是船舶公司市场科的科员沈杰仁，房山口音，想必是家乡人。

他斟酌了一番，决计先不相认，看看他还能说些什么，便又听了半晌。

沈杰仁倒没再谈论太平庄，而是说起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身边几人听得神情凝重。

及至警报解除，在返回船舶厂的路上，范立城上前叫住沈杰仁，详细问了一番，得知他竟是与自家世代交好的沈家沈丰岩的三子，当即热情地寒暄了半天。

沈杰仁自然大喜，随即邀请副总经理范立城到家叙谈。

两人用完晚餐，又在客厅喝茶畅聊，范立城方知他何以至此安家工作。

话稍嫌长，还要从沈杰仁的弟弟沈杰标及其团长仝友德谈起。

十五年前，沈杰标尚在皖系军营里跟着老团长仝友德艰难度日。

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计议国是。

因事身在北京的仝友德从报纸上得悉，冯玉祥通电全国，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赴北京主持大计，一时思绪万千。

仝友德早前已深觉北洋各系军阀自私自利，不顾国家前途，互相争斗终将一场空，遂静观其变。

时至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他却因假期到限不得不返回部队。

此后持续从新闻上关注段祺瑞与抵达北京的孙中山之间的几封电报来回，更加认识到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力主和平协商解决国是，争取人民参加政治会议，完全是为民族、为国家前途而计，非为一己之私着想，不禁心生感慨，及至孙中山病逝北京，则更为震撼和敬慕。

几个月后，身在苏北军营的仝友德率沈杰标等二十多位军官，留下信件、枪支、财物，辞去职务，只身投奔了广州军政府。

北伐战争中，仝友德带领沈杰标等人屡立战功。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官至副团长的沈杰标随团长仝友德去往首都南京观游了一趟。

昔时的金陵城里如今一派喜庆忙碌景象，许多大楼顶上的青天白日旗或飘扬或耷拉，四下里尽皆透出钟灵毓秀之色。

回想起来，距民国初年孙中山总理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已十余年矣。

城里城外不少国立企业挂牌入驻的气象，令他想起同父同母的哥哥沈杰仁，不知他如今怎么样了？

家里的煤炭生意、钱庄生意，一定仍由父亲和大哥杰楷掌管，而杰仁哥与杰楷哥又素来不和，过那种日子，倒不如托关系在南京的船舶厂或者铁路公司谋个干部职位，轻松体面又薪水不低。

他权衡再三，当晚在旅馆里写了封信，次日寄回房山。

沈杰标回到驻扎在苏南的国军部队，不及半月，收到回信，不出所料，哥哥亦有离家的打算，正好一拍即合。

其后几经托情疏通，事情初定。

沈杰仁和父亲及母亲沈卫氏商议了大半个晚上，又过了几日，准备停当后，携了妻子和一女一儿，赶赴南京安家就业，在南京第二船舶厂市场科适应了大半年，正式成为科员，工作、生活、子女教育渐入佳境。

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春天，北平危急之时，身在南京的沈杰仁闻知日寇进逼的情况，一边忧心母亲，一边担心南京的命运，日军的野心是占领全中国，首都必然在其算盘之上。

惶惶中过了半年，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很快上海遭到攻击，国民政府开始向西部进行战略转移，所属各大企业悉数跟随前往，沈杰仁一家和船舶厂的干部职工沿江西退，几经停留，最后随国民政府到了陪都重庆，安置下来。

大局初定，他在整合后的船舶厂仍然担任科员。

一年多来，他与同仇敌忾的同事们辛勤工作，也早已适应了山城重庆的气候和生活习惯。

范立城听完沈杰仁的叙述，给茶杯里续了水，有所保留地向他讲了自己在北平做官的经历，自然不提父亲范渊曾经赴日留学的情况，以免节外生枝。

两人又叙谈良久，直至深夜，范立城才归家而去。

往后的日子里，范立城对长他一辈的沈杰仁多方照顾，原本并不熟络的乡邻在战时却也结下了深厚情谊。

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季，一天夜里，范立城在书房里思考反击日军大轰炸的良策，从如何抓捕在重庆的日本间谍，到如何向汉口的日军轰炸机编队提供错误的天气消息，如此等等，准备在次日与旧时北平的政府同僚商议。

正自思索间，独栋小楼的前门响起了敲门声，他走出书房，让穿着丝质睡衣的妻子戴晓晴进到卧室，又叫住仆人，自己下楼去应对来人。

临近大铁门，范立城问：“谁？”

外面的人说：“立城，我是你杰仁叔。”

范立城说：“杰仁叔？噢，您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