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我和爸爸
西哲有云：“让人不敢直视的，唯有骄阳和死亡。”
每次去完长者之家回来，总要两三天才能缓过来。接近衰老的身体，感受沉沉暮气，只是其一，体会父母的死亡焦虑，才是最让人无力的。
西方心理学把能量分为“生能量”和“死能量”，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说的“阳气”和“阴气”。虽然长者之家环境很好，护理精心细致，但我总要养足了阳气才敢去。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常常组织我们去看死刑犯游街，最后是到体育场看宣布罪行和判处结果。每个死刑犯双手都被反绑了，颈背后面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犯人的名字和罪名，比如“杀人犯xxx"、”强奸犯xxx“。严厉的宣判之后，犯人们就被拖去执行枪决了。当时的人说，”吃一粒花生米“。
我在这个年龄段的恶梦，是父母亲都被枪毙了。惊醒之后，庆幸只是个梦，爸爸妈妈都还在。
死亡阴影何时开始出现在我的生命天空的？最初应该是文革开始。记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墙上贴满了，又到处拉上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久爷爷工作的长沙晚报是我常去的地方，爸爸的同事喜欢逗我玩，叫我“赫鲁晓夫”。我后来知道赫鲁晓夫是当时苏联的一个正在挨批斗的领导人，我问久娭毑：“为什么他们都叫我赫鲁晓夫？”久娭毑说：“因为你当时脑壳大，头发少，头型跟赫鲁晓夫相像。”
长沙晚报开始搞批斗了。有一个叫何旭的伯伯，看见我就要抱住我用胡子扎我的脸，扎得生疼。我又叫又躲，心里恨死了他。一天中午过后，爸爸要去上班，告诉我：“今天下午有个批斗会。”我马上接口道：“是斗争何旭不？”爸爸笑了：“不是。”
可是没过多久，听爸爸说何旭真的被斗了。
又没过多久，久爷爷也去了白泥湖五七干校。
久娭毑也在她工作的市干幼儿园关了禁闭，不让回家。我正好在上幼儿园，晚上就跟妈妈呆在一个宿舍里。同宿舍的还有一个她的同事。
一天晚上，久娭毑被叫去开批斗会，我在宿舍里用两张凳子拉起一根橡皮筋，一个人跳着玩。橡皮筋是我嵋姨用工厂的橡胶手套，一圈一圈剪下来的，很长。批斗会中间，同宿舍的那个姓周的同事回来取东西，看见我就说：“你妈妈正在接受批斗，她不老实交待，就是死路一条！”说完走了。远处的会议室传来一阵阵批斗声，我心突突地跳，想道：“妈妈真的会被斗死吗？”等到很晚，妈妈回到宿舍，一颗心才落到肚子里。
在久娭毑被批斗的那段日子，我也经受了幼儿园霸凌。我的橡皮筋被一次次剪断，直到短得不能再玩了。坐在幼儿园的转转椅上，突然，无端头上就挨了一丁根，以前在一起玩的妈妈同事的同龄孩子，联合起来孤立我。好在我是独生女，从小一个人玩惯了。
久娭毑结束禁闭之后，带着我去白泥湖干校看久爷爷。已经是冬天了，久爷爷穿着一件黑棉袄，站在远处笑着迎接我们。久娭毑对我说：“快去！快去爸爸那里！”我克服了对爸爸许久未见的陌生感，边喊“爸爸”边朝久爷爷跑过去。那一幕就像是老电影一样，爸爸欣喜地抱起了我。
妈妈走了，我留在了白泥湖跟爸爸在一起。一群穿黑棉袄的叔叔伯伯，白天劳动、开会，晚上用蜡纸刻毛主席像。我看他们刻的毛主席像真是好看，心里佩服得很。有的叔叔还送我毛主席像章，我有了很多毛主席像章，像首饰一样，每天换着戴。
吃饭的时候，看见穿黑棉袄的和穿蓝棉袄的不在一起集合，也不在同一个食堂吃饭。我跟爸爸加入黑棉袄的队列，领队的站在前面，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家一起喊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杀！”然后拿着饭盆去打饭。
有一次我问爸爸：“穿黑棉袄的都是坏人吗？”
爸爸笑着说：“不是。”
我心想，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给他们都穿黑棉袄？
不过，白泥湖留给我的印象整体上是欢乐的，并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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