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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去依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财政预算的单位并不是人民币“元”，而是论斤算的小米。其实，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在解放区就实行过。后来成为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曾经回忆说，各解放区虽然发行货币的币种不同、货币量不同，但大体上是解放区每个人 30 斤小米的货币量，超过这个数量，货币就要贬值；反之则是货币不足，容易谷贱伤农。

可见，改革既不是精英拍脑袋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无聊文人从西化教科书照搬来的。实质上是勉力应对危机、尽可能防止其硬着陆的对策。对策合适则危机得以软着陆，制度成本被暂时掩盖：不合适则硬着陆，制度成本爆发引起社会动荡，此时若还能维持得住，就随之会做出硬调整。

就在国统区发生严重的货币通胀危机时，也有另类的货币政策探索表明，以实际物资作为货币的信用来源，并非中共 1949 年执政后的首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山东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实践过。对这类做法的分析，应该纳入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经验归纳之中。

山东币开始在山东根据地周边的沦陷区全面流通，沦陷区内从商家到平民，都把商品卖给根据地，换回大量的山东币储存起来，以备购买山东食盐、花生油之用，即使是那些暂时不需要购买食盐、花生油的人，也会兑换大量山东币存起来，以便保值……就这样，人民币的前身——山东币——还成为周边地区的储备货币……因此，山东币虽然没有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做准备金，却实现了币值的相对稳定。

日本侵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在河南爆发，边区盐的销路被阻断。西北财经办事处却决定在已经发放的对贩盐运输合作社 3 亿元贷款的基础上，追加资本 3 亿元，共用 7 亿元资本来进行屯盐斗争，一共屯盐 1000 多万斤。开始时，国民党区域不来边区买盐，但山西阎锡山坚持了十多天，西北其他地区坚持了两个月，最终都只好来边区买盐。盐价由每百斤 12000 元的赔本价，越过 13000 元的保本价，提到 16000 元的有利价。后来，因为战事变化，国民党统治区海盐来源完全被阻断，边区进一步囤盐提价，西华池盐价涨到每百斤 18000—19000 元（法币），柳林则涨到 36000—37000 元。

一是高通胀危机主要爆发在现代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二是危机压力下的私人资本不仅会顺周期做空，而且会把资金从实体生产转向投机经济。这两点，从新中国呱呱坠地之际就很明显。

实践证明，政府直接出手“做多”，亦即“逆周期调节”，是走出危机的主要经验。

陈云尽管承认中共货币增发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因，但也同时认为，增发货币的同时通过从老根据地调拨物资，物价上涨是可以控制的。这样就能既“做多”进行逆周期调节，又使制度成本可控。

起初投机商仍然大量扒进，甚至不惜举债买货，但从当天起物价不仅稳定，而且稳中有降，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外。在政府连续抛售 10 天后，投机商们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能纷纷贱价求售，物价由此下跌达 30 ％—40 ％。这时，持续了 50 天的物价涨风，在中央的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下，终于被全面制止。这就是著名的“米棉之战”。

中国就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支援跟苏联谈判的时候，请来一个苏联专家的工资就是 18000—20000 斤小米，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工资是 3400 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是 2400 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是 1800 斤小米。

平津解放以后，中共中央通过权衡利弊，同意了“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新旧政权的交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 600 余万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进行了妥善安置，从而避免了失业人数的扩大。

国家基于土地革命完成了对几乎全体农民的政治动员，才得以在财政收支与金融存取领域采取折实的政策。亦即，占人口 88 ％的农民在参加土地革命之中构建起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的农村组织体系，才是宏观上稳定城市通胀的主要工具。

土改最重要的动员作用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从自给自足的、高度分散的小农手中征集余粮的交易成本，使得国家以革命的名义从农村征购物资变得相对容易。

关于乡村是否能够继续承载城市危机代价，我们的观点是主要取决于农村财产关系公平性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了这两者，用广大的农村地区做后盾来应对有限城市的通胀危机，就有了基本物质层面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