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最后应当向读者告别，但我却不知该写些什么。

不由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似乎有些应景。作为法律人，也许有一天，我们能以法治的名义相聚一堂，然后匆匆而别。

生活中充满了类似的矛盾，以至于荒诞。

为了分手的恋爱，为了仇恨的友谊，为了痛苦的欢愉，不一而足。

小说以苏联入侵布拉格为政治背景，讲了小号手、美国商人、疗养院护士和获释囚徒等8个人物的爱情故事，探讨了人们生活中的矛盾与困境。

居住在首都的著名小号手克利马在妻子生日的前一日接到了温泉小镇疗养院护士茹泽娜的电话，茹泽娜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两个月前克利马去小镇演出，他们有过一夜风流。

克利马不确定孩子是否是他的，茹泽娜其实也不确定，小镇青年弗兰克疯狂地追求着她，他们也有肉体关系。茹泽娜知道，如果选择弗兰克，那么她一生都无法走出小镇，但是如果选择克利马，她就能够飞出这个令人压抑的小城。茹泽娜在心理说服自己，孩子就是克利马的，以至于她对此坚信不疑。

克利马非常恐惧，虽然他不确定孩子是否是他的，但他担心美丽善妒的妻子发现，于是驱车前往小镇，想极力劝说茹泽娜把孩子打掉。

克利马想找人商量此事，他想到了美国商人巴特里弗。除了这个美国人，他在小镇不认识其他任何人。

巴特里弗是情场老手，他喜欢谈论“圣徒”的话题。他不拒绝任何一位投怀送抱的女性，因为他害怕会伤及她们的尊严，“博爱”让他感到自己无比崇高。

巴特里弗告诉克利马，诱惑一个女人是最笨的傻瓜都做得到的，但是必须善于了结，这就看一个成熟男人的本事了。他建议克利马以“爱情”感化茹泽娜，引诱她自己去打胎。

巴特里弗把妇科大夫斯克雷托介绍给了他。斯克雷托负责治疗不孕不育，同时也是堕胎事务责任委员会的主席，负责批准堕胎的申请。斯克雷托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所以克利马答应和他一起开个音乐会。

斯克雷托的朋友雅库布即将移民美国，来到小镇向老友斯克雷托大夫告别，同时也向养女奥尔加道别。奥尔加是雅库布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她的父亲在她7岁的时候被处死，后来被平反。奥尔加向雅库布追问父亲的案情。雅库布告诉她，有时受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更高贵。事实上，正是奥尔加的父亲把好友雅库布送进了监狱，但后来迫害者又成为被迫害者。奥尔加知道自己不过是雅库布向众人展现自己崇高的一件展品。

雅库布出狱之后，一直随身带着一粒毒药，以备险境时自行结束生命。这粒药片他随身携带了15年。雅库布认为，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这样人就可以活得从容。雅库布想在离开祖国之前把药片还给当年冒险为他配制药片的斯克雷托。

斯克雷托厌恶雅库布从事的政治生活，在他看来，自己的工作才是最有意义的。他所思考的问题是:人类生产出难以置信的大量白痴。越是蠢笨的人就越喜欢繁殖，那些较优秀的人至多生一个孩子甚至不愿意生产。他梦想有一个世界，大家都是同父的兄弟。

斯克雷托治疗不孕症的一个“绝招”，就是把自己的精液注射到患者的子宫。小镇里许多孩子都长得像他，都拥有他招牌式的大鼻子。

斯克雷托一直想成为巴特里弗的养子，获得美国国籍，从而环游世界。巴特里弗不能生育，他的太太也是斯克雷托的患者，在医生的治疗下生下一子。这个孩子也拥有一个大鼻子。

雅库布误把毒药放在茹泽娜每日服用的药瓶中，雅库布有想过告诉茹泽娜，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在音乐会召开的那晚，克利马的妻子凯米蕾前来追查外遇，但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爱丈夫，嫉妒症不治而愈。巴特里弗“博爱”之心泛滥，以他惯有的“崇高”勾引了茹泽娜。茹泽娜发现自己并不是二中选一，还有巴特里弗这个更有前途的选项。她完全没有必要用孩子要挟克利马，所以她同意堕胎。

克利马以孩子父亲的名义陪同茹泽娜前往堕胎事务责任委员会办理堕胎申请，申请毫无悬念获批。

气急败坏的弗兰克赶来寻找茹泽娜，他一直觉得孩子是自己的，他希望茹泽娜留下孩子。在争吵中，茹泽娜吞下了自己每日服用的“保胎药片”，她倒在了地上。

除了深爱着茹泽娜的弗兰克，故事中所有的人都获得了解脱，且在精神上获得了崇高感。

克利马和妻子踏上了回首都的行程，此刻他感觉自己是如此深爱着美丽的妻子。在人们的口中，克利马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巨人。为了拯救一位平凡的护士，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装成孩子的父亲，陪同茹泽娜去申请堕胎。

巴特里弗更是为自己所感动，毕竟在这个可怜女人最后一夜，他真正地爱过她，让她有过一次美好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幸福。

斯克雷托也如愿以偿地成为巴特里弗的养子，他和他有着大鼻子的兄弟见面了。

人们又可以一如既往地轻松生活。

小说源于生活，生活原本荒诞。

身为法律人的你我很多时候都处于荒诞之中。

没有拘束的自由，无视真相的虚伪，放弃责任的轻松，让小说可能成为现实。

但我希望这不会成为法律人长久的现实。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向往着一种没有拘束的自由。这种自由会把人带向奴役与毁灭。如果人不愿接受任何的限制，自由会把人带向彻底的虚无。当人随心所欲，无法预知自己下一刻会如何抉择，这种自由会让人无比苦恼。人们会想逃避自己的自由，但却无法逃避，因为我们是自由的。茹泽娜不愿接受小城生活的命运，她想开启另外一种可能，她有这个自由，有很多开放的选项。

雅库布选择放弃阻止，放任茹泽娜的死亡，因为逃避责任本身也是一种自由选择。

古希腊哲学家爱比荷泰德说:“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绎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对于现代人而言，这种哲学简直愚昧。我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所选择的剧本来生活，为什么要接受给定的剧本?

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道德约束一旦松弛，每个人都成为自由的离子状态，社会秩序大乱，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权力专断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自由会彻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小说中大多数人都戴着面具在生活，虚伪是现代人的瘟疫。

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时代，我们用面具将彼此隔离，我们每天都在表演，每人都是“影帝”。我们希望被理解、被关心、被接纳，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脱去自己的伪装，因为我们害怕被伤害。

叔本华说:人们就像刺猬一样，分离时觉得孤独，合在一起又互相扎人。

没有人愿意首先卸下自己的伪装，脱下自己的“刺猬皮”，接受被他人伤害的危险。

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放纵中寻找爱与被爱，但最后疲倦失望，伤痕累累，以至于戴上更多的面具，披上“刺猬皮”。

伪善的人最喜欢空谈崇高的话题。他们活在崇高的理念之下，用这种理念逃避对具体个体的责任，为自己的虚伪披上神圣的外袍。

小说中克利马为自己习惯性的出轨寻找理由，认为他越是出轨，越是感受到妻子的可爱。

“一旦我占有了她，一种有弹性的力量会突然又把我弹回到(妻子)凯米蕾身边，有时我感到我追求这些女人，仅仅是为了弹回到妻子身边时那美妙的一瞬(这一瞬充满温柔、渴望和谦卑)，随着每一次新的不忠，我反而越来越爱她了。”

正是这种没有拘束的自由和无视真相的虚伪，让我们变得异常轻松，因为一切责任都被消解。

我们如此爱好自由，向往抽象的崇高，所以我们无须对任何具体的个人承担责任。

制度化的平庸的恶让我们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无所忌惮，因为我们永远有“正当”的辩解理由——

看守所中有久押未决的嫌犯，无所谓，既然法律规定了两年多的合理羁押期限，就算是在审限的最后一天办理，我依然在按照法律办理。

亲爱的读者，我很害怕你们越来越习惯荒诞，以至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甚至为荒诞助力，真心地融入荒诞，与荒诞成为一体，吞噬着残存的真实。

不要绝望，不要灰心，也不要自欺。

荒诞不可能是世界的本相，因为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荒诞是本相，那么真实就是不存在的。如果不存在真实的对照，荒诞本身也就无法存在。

你我都是真实的血肉之躯，不可能是虚无的幻象。

不要因为行动与言论有不一之处就轻言放弃。只要你不是持续的故意言行不一，就不要给自己贴上“虚伪”的标签。如果我们所有的话语都必须与言论相符，那我们一生只能沉默。只要我们的行为比我们的言语相比更有说服力，我们就跳出了虚伪的牢笼。

更重要的是，不要陷在自欺之中。

在荒诞的社会中，甚愿你有真实生活的勇气。

你也许无法像揭开皇帝新装的少年那么勇敢，但你至少可以在心里为他点赞喝彩。

一丝真实的光亮足以对抗整个时代的荒诞。

真实的生活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浅薄和虚荣。

我们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无需伪装强大。你无需用头衔、名利、车房来证明自己，无需在若干年后的同学聚会中用华丽的优越来掩饰灵魂的虚弱。

做好你的本分，你就是在超越你的有限。

你会成为一个丈夫(妻子)，一个父(母)亲，一个职员，这就是你荣耀的哨岗。

特蕾莎修女说:我们无法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细微的事情。

凡事尽好本分，你就已经超凡脱俗。

我们是浅薄的，所以无需伪装智者。苏格拉底说，承认自己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的大门。正因为我们的浅薄，所以我们一生都要有学习的动力。当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我们仰望无尽的天空，就会越发感到自己的无知，从而更多地寻求智慧。

我们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很容易忽视虚荣的本性。

人在追求美善的同时很容易出现一种负斜率，那就是因着这种追求让我们陷入新的自恋。

昆德拉讲过一个故事:有个人在海边，看到世界是那么美好，落日辉煌，他感动得流下了第一滴泪。接着他被自己流出的第一泪感动，流出了第二滴眼泪。他感动于自己的感动——我居然如此与众不凡，远超庸俗的众人，可以因落日余晖而感动。

我们很容易陷入第二滴眼泪的试探。

虚荣会再一次将我们带进荒诞的深渊。

亲爱的读者，若干年后，当青春年少成为“中年油腻”，愿你依然能够从容面对那时青春少年的清澈目光。

编辑：南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