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节，说到曾子城金榜题名后，顿觉到了出头之时。于是，就突然觉得自信满满了，开始个性膨胀、头脑发昏。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做了一件后悔终生之事。因本节未到报复之时先按下不表。再接着说有关曾子城求学之事。
按照常理，人发生变化，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曾子城也是一样，本不聪明，加之一年的备考也未必有质的改变，终因缘分未到，连考两次乡试都不及第。
潜学涟滨，自改名号"涤生"
于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子城又从衡阳回到湘乡，到了涟滨书院继续求学。书院山长刘元堂，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在湘乡也是极受尊敬之人。子城入书院后的求学表现的勤奋、刻苦，就引起了元堂山长的关注，经其深入观察觉得子城虽然反应不够灵敏，但确实是个老实持重之人，而且有着非常人能有的定力与毅力，诗、文均有着扎实的基础，立意初显其志，如若引导得当定是可造之材。于是，就留心引导、教诲子城。
子城感觉到了元堂山对自己的用心，而且赏识有加，心里顿觉知遇之恩的感动，读书更加用心、用力、勤奋。还有意制造机会接近元堂山长，借机向其请教学问。每遇子城请教，元堂山长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的予以解疑释惑；同时，山长也并不隐晦自己对他的欣赏与关注，并有意借机对其予以更深远的引导，更高的期许。
元堂山长本非教条刻板之人，在书院也颇倡湖湘之经学致用之风尚，这些既让子城觉得新鲜有趣，也在拓宽视野的同时，增加了学习的兴趣与活力。
山长虽说十分欣赏子城，但却对其存在的恶习却是深恶痛绝，极度恼火。原来，子城由于缺乏自律，不慎染上了抽水烟的恶癖，一旦烟瘾上来之时，往往总是打哈欠、流眼泪的，精神萎靡、精力也不集中，样子也十分不堪，非要及时抽上几口方才安心。
一次课间，曾子城又感到烟瘾发作，于是偷偷跑出课堂抽烟，恰巧被元堂山长看到。山长当即大发雷霆，大声训斥道：“子城，一个儒生学子竟染上此等恶习，成何体统？这等模样，实属萎靡不振、丧失大志之屑小之辈，如不戒除此癖，必难成大器！”
只见子城惶恐不安的样子，头也压的很低，不敢大气发声，满头大汗，任由山长训斥。
待山长怒气渐消之时，子城马上表态：“山长，我知道错了。”并表示，“愿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山长相信，再给予一次改过的机会”。
元堂山长见子城说的这么诚恳，仍然异愤愤地说：“别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会原谅你了。不过，看你这么个态度，那就再给你一个机会。若想别人相信你，你就得拿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给人看！”
“谢谢山长，我一定学好，一定改掉这坏习惯。”曾子城马上就回复说，“请山长给些指导吧。”
“好，你既然是想学好，那就给你推荐前朝的袁黄、袁了凡先生的善本《了凡四训》，有时间好好研读研读，看看怎样做一个好人！”
随之，子城在元堂山长的影响与带动下，渐有意识的接触了一些八股之外的学识。同时，为了使子城具备修身意识与方法，主动向其推荐了前朝袁黄（袁了凡）大儒的《了凡四训》。子城接触后袁黄的著作后，立即有了一种找到了知己之感，觉得自己就是缺乏这样的学识，尤如迷途羔羊顿遇向导指引，立即辩识到了方向一样，再也不必如蒙在鼓里般迷茫。
接着，一有时间就深入研读，越读越入迷，越深入越有感悟，越是感觉到高人之智慧尤如引路之灯塔、拨雾之利扇，不自觉间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他认识到人的主动性是多么的重要。
了凡告诉人们：只要下足功夫，自己就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全不必迷信什么鬼神，也不必受命运之摆布。于是，在元堂山长警醒下，决心先从戒烟开始，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通过这种研习，使子城觉得，要以某种形式、或以什么方式给自己一个时刻警示自己的念想才好，要具备随时提醒作用，因此，想到了改名。要以改名的形式明志，立志向好，从而导致了他又一次的改名。
这次改名，是曾子城自已主动所改，也体现了他有了一定的行动自觉。后在道光二十年六月，曾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忆自辛卯年（道光十一年）改号涤生。涤者，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触发克己精神，修身意识渐始。
未完待续，请看：
新（10-2）不一样的曾国藩：初识修身改＂涤生＂ 岳麓书院奠学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