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8年，贞观二年。长安城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正月刚过，渭河上的冰就开始裂了。一块一块的冰块顺着河水往下游漂去，撞击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声响。有人在河边看了很久，说这是好兆头——冰裂了，春天来了，一切都开始松动了。
李世民站在太极殿的台阶上，也看着渭河的方向。他看不见河，但他能感觉到风变了。冬天的风是硬的，打在脸上像刀子；春天的风是软的，吹在脸上像母亲的手。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口那个堵了几个月的东西，终于松动了一些。
贞观元年，他做了很多事。他建立了三省六部的制度，推行了科举，忍了魏征的唠叨，压了尉迟敬德的脾气。但有一件事，他还没有做——一件从登基第一天起就压在他心头的事。
突厥。
突厥是唐朝北方的阴云，最大的威胁。
隋朝的时候，突厥被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实力大减。但隋末天下大乱，突厥借机重新崛起。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甚至向突厥称过臣，借过兵。那是唐朝最屈辱的一页。
李世民忘不了那一页。
贞观元年，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名义上是祝贺新皇登基，实际上是来要钱的。使者坐在李世民的朝堂上，态度傲慢得像一个征服者。
“我们可汗说了，”使者翘着二郎腿，“唐朝和突厥是兄弟之邦。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我们突厥今年遭了雪灾，损失惨重。唐朝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
李世民的手握成了拳头。他知道“表示表示”是什么意思——给钱，给粮，给布帛，给突厥人想要的一切。
“唐朝刚刚建立，国力不丰。”他强压着怒火，“等丰收了再说吧。”
使者不满意，但没有再说什么。他站起来，连礼都没行，转身就走了。
那天夜里，李世民把房玄龄叫来，两个人在御书房里谈了很久。
“房玄龄，”李世民的声音很低，“朕忍不了。”
“陛下必须忍。”房玄龄的声音也很低，“现在不是和突厥翻脸的时候。”
“朕知道。朕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房玄龄沉默了一会儿，说：“陛下，臣想起一个人。”
“谁？”
“李靖。”
李靖：被遗忘的名将
李靖，字药师，雍州三原人，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他从小就有军事天赋，韩擒虎曾经对人说：“能和我讨论孙子吴起兵法的，只有这个孩子。”
但李靖的命运并不顺利。
隋朝末年，他在隋炀帝手下做一个小官，郁郁不得志。后来他投奔了李渊，被安排在李世民麾下。虎牢关之战，他是李世民的副手；平定萧铣，他是主将。他打了无数胜仗，但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像尉迟敬德、程知节那样响亮。因为他太低调了。他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出风头，打完仗就回家，关起门来读书。
玄武门之变，他没有参与。
不是他不想参与，是李世民没有叫他。李世民知道，这个人只适合打仗，不适合搞政治。搞政治需要站队，需要表态，需要在兄弟之间选边站。李靖不会选。他只会选——唐朝。
贞观元年，李靖被任命为刑部尚书。一个名将去管司法，听起来像是被边缘化了。但李世民有他的考虑——他在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让李靖重新出山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贞观二年，来了。
突厥的内乱
贞观二年春天，突厥内部出事了。
颉利可汗的侄子突利可汗造反了。两个可汗在草原上打了起来，打得天昏地暗，死了好几万人。突厥的国力因此大减，很多小部落开始离心离德。
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兴奋得一夜没睡。
“房玄龄！”天还没亮，他就把房玄龄叫了起来，“突厥内乱了！这是天赐良机！”
房玄龄揉着眼睛，看着李世民递过来的密报。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陛下，臣觉得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突厥内乱是真的，但颉利可汗不是傻子。他故意放出消息，可能是在引诱我们出兵。”
李世民的兴奋冷却了一些。他知道房玄龄说得对。颉利可汗是一个老狐狸，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那怎么办？”
“等。”房玄龄说，“再等等看。”
李世民等了。等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突厥的局势越来越乱。突利可汗的势力越来越大，颉利可汗的权威越来越弱。一些小部落干脆谁也不跟了，自己单干。草原上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尸体。
贞观二年六月，李世民做了一个决定：出兵。
但不是打突厥，是打突厥的一个附属国——薛延陀。
薛延陀之战
薛延陀是铁勒部落的一支，在突厥的统治下生活了很多年。突厥内乱后，薛延陀的首领夷男趁机独立，建立了自己的汗国。他向唐朝称臣，请求册封。
李世民决定给他册封。
“陛下，”魏征站了出来，“薛延陀是突厥的附属，陛下册封夷男，就是和突厥翻脸。”
“朕就是要和突厥翻脸。”李世民的声音很平静。
“现在翻脸，为时过早。”
“不早。”李世民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魏征，你看看这里。”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这是薛延陀。在这里。它夹在突厥和唐朝之间。如果我们支持薛延陀，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屏障。突厥要南下，必须先过薛延陀这一关。”
魏征看着地图，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他说，“臣不懂军事。”
“朕懂。”李世民笑了，“朕打了十年仗。这一点，朕比你在行。”
魏征没有再说话。他知道，有些事，该听皇帝的。
六月，李世民派使者带着诏书去了薛延陀，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跪在地上，接受了唐朝的册封。
这个消息传到突厥，颉利可汗气得摔碎了酒杯。
“唐朝欺人太甚！”他对身边的人吼道，“我要南下，我要踏平长安！”
但他没有南下。因为他不敢。他的内部还没有稳定，他的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他只能忍着。
这是李世民第一次在外交上赢了颉利可汗。不是靠刀枪，是靠计谋。
李靖的《六军镜》
贞观二年秋天，李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六军镜》，是李靖一生军事经验的总结。在书里，他写了六种不同的作战方法：山地怎么打，水战怎么打，平原怎么打，攻城怎么打，守城怎么打，撤退怎么打。
他写完这本书，让人抄了一份送给李世民。
李世民拿到书，连夜读完。读完之后，他把书放在案头，对身边的人说：“李靖这个人，是天下第一兵法大家。朕有他在，突厥不足为惧。”
他给李靖回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李卿，朕等你。”
李靖收到信，没有说话。他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他知道皇帝在等什么——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让他重新出山的机会。
他也在等。
魏征的《十渐》之后
贞观二年，魏征又写了一封奏折。
这封奏折不是批评李世民的，是批评百官的。在奏折里，魏征说：现在的官员，有两种人。一种人只说不做，天天在朝堂上高谈阔论，真让他干事了，什么都干不成。另一种人不说不做，天天混日子，拿俸禄不干活。
“陛下，”魏征写道，“臣以为，朝廷要立一个规矩。能干的，升；不能干的，降。干活的，赏；不干活的，罚。只有这样，官员们才会动起来。”
李世民看完这封奏折，把房玄龄叫来。
“魏征说官员们不干活，你觉得呢？”
房玄龄想了想，说：“魏征说的，有些道理。”
“哪些有道理？”
“朝堂上确实有一些人，只会说不会做。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做，天天混日子。”
“那你说怎么办？”
“考核。”房玄龄说，“每年考核一次，能干的上，不能干的下。”
李世民点了点头。他让房玄龄起草了一份考核官员的诏书，发到全国。
贞观二年冬天，第一批被考核的官员名单送到了长安。能干的人升了官，不能干的人降了官，混日子的人被罢免了。朝廷的风气，一下子变了。官员们开始争着干活，争着表现。因为他们知道，不干活，真的会被赶走。
魏征看到这个结果，笑了。他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孩子。
虞世南的《圣德论》
贞观二年，虞世南也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圣德论》，是赞美李世民的。在文章里，虞世南写了李世民登基以来做的十件好事：减轻赋税、赈济灾民、整顿吏治、推行科举、精简机构、与民休息、重视农桑、发展商业、加强国防、安抚四夷。
“陛下之德，可比尧舜。”虞世南写道。
李世民看了这篇文章，把虞世南叫来。
“虞卿，”他说，“你写这篇文章，是拍朕的马屁吗？”
虞世南跪在地上，说：“臣不敢。臣写的，都是事实。”
“事实？”李世民笑了，“朕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陛下比臣说的还要好。”虞世南的声音很平静，“臣写的只是陛下的十件事。陛下做的好事，何止十件？”
李世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说：“虞卿，你知道吗？你是唯一一个拍马屁拍了朕还不觉得恶心的人。”
虞世南笑了：“因为臣拍的不是马屁，是事实。”
这篇文章后来被刻在石碑上，立在长安城的南门口。每一个进长安城的人，都能看到它。有人说这是拍马屁，有人说这是实事求是。不管怎样，它记录了一个事实：贞观二年的唐朝，正在一天天变好。
王绩的《醉乡记》
贞观二年冬天，王绩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醉乡记》，是王绩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文章里，他写了一个虚构的地方——“醉乡”。那里没有皇帝，没有官员，没有赋税，没有战争。人们每天都在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累了就睡觉，睡醒了继续喝。
“醉乡之民，无怀氏之民也。”王绩写道。无怀氏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据说在他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百姓安乐。
王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他的手在发抖，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着，像一条蛇在爬。但他还是写完了。
他写完之后，把笔放下，倒了一杯酒。他看着窗外。窗外是终南山，是月亮，是他看了一辈子的风景。
“忽然而生，忽然而死。”他低声念着自己写的墓志铭。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不知道，他的侄孙王勃，正在山西老家的书房里，读着他写的《醉乡记》。王勃读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对父亲说：“叔公这一辈子，值了。”
玄奘在路上
历史的年轮会凸显出每一位奋斗着的痕迹，无论成败好坏，他们所做的事情会在史记中记上一笔，而贞观二年的冬天，他已经走了很远。
他从长安出发，经过秦州（今天水）、兰州、凉州（今武威）、瓜州（今酒泉），一路向西。他走过了沙漠，走过了雪山，走过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他好几次差点死了——渴死、冻死、饿死、被强盗杀死。但他都活了下来。
贞观二年年底，他到达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高昌国王麴文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听说玄奘来了，亲自到城门口迎接他。
“大师，”麴文泰握着玄奘的手，“你不要去天竺了。留在高昌，我供养你一辈子。”
玄奘摇了摇头：“贫僧要去天竺取经。取不到经，绝不回头。”
麴文泰没有强留他。他给玄奘准备了足够的盘缠、马匹和随从，还写了一封信给沿途各国的国王，请他们关照玄奘。
玄奘离开高昌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高昌城在晨曦中闪着金色的光，像一座梦里的城市。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看到这样的城市，随着玄奘的脚步，贞观二年不知不觉的结束了。
这一年，唐朝没有打大仗，但做了很多事。它支持了薛延陀，削弱了突厥；它考核了官员，整顿了吏治；它减免了赋税，让老百姓喘了一口气。
这一年，李世民三十一岁。他学会了忍。忍住了对突厥的愤怒，忍住了对魏征的厌烦，忍住了对权力的渴望。他知道，做皇帝不是打仗。打仗要快，治国要慢。
这一年，魏征四十八岁。他继续给李世民提意见，继续得罪同僚，继续做那个“讨厌的人”。他知道，皇帝需要他讨厌。皇帝越讨厌他，就越离不开他。
这一年，李靖五十七岁。他在刑部衙门里批公文，看卷宗，审理案件。他的手还握得住刀，他的心还记得怎么打仗。他在等。等皇帝叫他。
这一年，王绩六十二岁。他在终南山的草房里喝酒写诗，写下了《醉乡记》。他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年。但他知道，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这一年，玄奘二十八岁。他在西域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但他知道，他一定要走到。
这一年，王勃十岁。他在山西老家的书房里读叔公的诗。他读懂了。他知道叔公为什么要写“忽然而生，忽然而死”。因为他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这一年，骆宾王八岁。他在浙江义乌的田埂上，第一次看到了鹅。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写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他只知道，鹅很好看。
这一年，卢照邻七岁。他在河北的炕上背完了《诗经》。祖父很高兴，说他是神童。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写出“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他只知道，诗很好背。
贞观二年，是平静的一年。没有大战，没有大乱，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但正是在这种平静中，唐朝扎下了根。根扎得越深，树才能长得越高。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和去年一样圆，和去年一样亮。
一千三百年前，李世民看过它，魏征看过它，王绩看过它，玄奘看过它。现在，我也在看它。
月亮没有变。变的是看月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