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所谓 “叔孙侨如之乱”，并非单指“鄢陵之战”（前575）这年其勾结穆姜欲去季、孟之事，而是包括从仲孙蔑直接登位司马（前587）起的十余年间，叔孙不断抓住各种机会试图给自己加戏，并进而影响朝政的一系列悖乱行为。
首先，在叔孙侨如被孟献子超越的下一年（前586）里，有这样一条记载：
……夏，晋荀首如齐逆女，故宣伯餫诸穀……(左传.成公五年)
从礼法来看，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并非什么正式会盟或者嘉好，知庄子往返途中也根本不需要途经过鲁国。平时诸侯卿大夫往来迎送女眷的事情很多，并非都需要以高规格在途中提供饭食、迎来送往。当然可以说这是出于对晋国帮助鲁国重夺“汶阳之田”所额外表达的恭顺和感谢，不过这种正常的往来也应该基是于礼法的。荀首尽管是中军之佐，十二帅之中排名第二，但是像这种小事派遣普通的大夫或者行人即可，整个春秋时期以如此高规格而“餫”者仅此一例：
正如后来臧武仲所言：
……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左传.成公十八年)
如果为了表现敬意而在小事上面派出高规格，那么以后如果有大事则恐怕无以为继，所以叔孙此次途中送饭的目的只能说是“谄也”。其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在史书上面能够留下一笔：
……夏，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穀……(春秋.成公五年)
如果历史上只有《经》，没有《传》的解读，后人怕还以为叔孙去真办了一件多大的事情。当然这背后可以看出来有穆姜的安排，因为就在同一年，大司马仲孙蔑执行了如宋报聘这样的重任，所以也给叔孙侨如安排一个露头的机会来平衡一下心态。
当然穆姜、叔孙所代表的亲齐路线，确实也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作为国君之母的穆姜对这个趋势的敏感度恐怕绝不比别人来得弱。仅仅在鲁国重夺“汶阳之田”后两年（前587），第一个裂痕就已经出现：
……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公乃止……(左传.成公四年)
晋景公面对鲁成公这个只有五岁的半大孩子表现得极为不屑，此与十七年后（前570）同样只有五岁的鲁襄公受到晋悼公的礼遇形成极大反差。虽然成公只是小孩子，但是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羞辱，所以回国后反应强烈，到了要“叛晋”的地步。当然一个幼儿未必懂得什么叫做“求成于楚”，什么叫“叛晋”，此必然有人在一旁撺掇，幸好被季孙及时制止。
尽管此后鲁国几乎年年派兵协助晋国讨伐不服诸侯，可能是因为有人故意将鲁成公对晋不满的事情泄露给了晋国，晋、鲁关系很快迎来了极大挑战：
……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左传.成公八年)
就是说刚刚到手五年多还没捂热乎的“汶阳之田”就马上得还给齐国了。当然从晋、楚争霸的格局来看，晋国确实有必要尽量让齐国站到自己一边来，所以必须牺牲鲁国，换来齐国此后参与晋国主导的诸侯联军，或者使其至少不与楚国相呼应。同时晋国也利用释放了之前郑国献上所俘虏的郧公钟仪来谋求与楚国缓和关系，尽量争取时间以便消化吸收吞并赤狄带来的巨大战果。这就是人们所谓“顾全大局”的本质，所有表面上的牺牲当然背后都与实际利益相关。
除了上述所谓的“大局”以外，事实上晋国确实也听到了某种鲁国要与楚国私下媾和的风声，这其实倒和成公二年底（前589）的“蜀之盟”没有绝对关系，因为那是由于晋国“畏其众也”主动退让造成的。这个风声的直接来源大概就是成公四年回到鲁国之后说的气话，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鲁国内部毕竟有人对于政局不满，想要制造混乱。于是成公十年鲁侯如晋时，藉口让其为晋景公送葬，“止”成公于晋前后长达九个月：
……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左传.成公十年)
春秋时期以国君而非卿大夫给其他国君送葬的事情比较罕见，这完全是不合乎礼的。直到转年三月，晋国派往楚国的使者籴茷返回后，才搞明白所谓鲁将“叛晋”而“求成于楚”确实只是谣言罢了，这才将鲁成公释放回国。随即在晋国的敦促下，鲁国也赶紧利用归还“汶阳之田”的时机与齐国修好，而叔孙侨如以及背后的穆姜则主导了这一工作：
……秋，宣伯聘于齐，以修前好……(左传.成公十一年)
就是说鲁国不但吃了大亏，还得赶紧到齐国面前去陪上笑脸，此局面给鲁国执政的季、孟带来极大的难堪。叔孙侨如作为司空，按道理是不用出面主导与齐国恢复邦交这事的，但是主管外交的大司马孟献子估计对此极为抵触，所以侨如正好抓住这个机会露头，这样理论上讲叔孙也获得了一桩起码不输给仲孙蔑的功劳，那么将来叔孙的进一步升迁就也不成问题。
要知道这一年季文子大约五十八岁，孟献子大约三十九岁，而叔孙侨如至多三十七岁，单靠按照年龄排序升迁其也是有相当优势的。不但如此，叔孙还在不断寻求更多可以超过孟氏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