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姨是我妈五姐妹中长得最精致的,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脸圆圆的,笑起来浅浅的,尤其好看;衣着打扮颇为入时;声线也是五姐妹中最柔美的。虽然她的名字也是五姐妹中最柔美的(静娴),但请不要被我对她的描述所迷惑,以为她就是家里最小女人的。听我大姨和我妈说,小时候她像个男孩子会爬树,是五姐妹中最调皮的,且是闷皮。有一次,荡秋千不慎摔下,把右胳膊摔断了,搞得我外婆和姐妹们心痛不已。

大表妹告诉我,她妈曾经告诉她,二姨小时候掉进河里,很快就被水冲到竹排下,差点淹死。好不容易把她救上岸,外婆不断地为她叫魂:静娴快回来,静娴快回来,终于,伟大的母爱把昏迷中的她叫回转了。

因为要在经济上帮助我外婆,二姨从国立上海商学院辍学后,经人介绍进了上海绒布厂(灯芯绒厂)工作。绒布厂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光中染织厂,1960年,在行业调整中改组为上海绒布厂。她在那里工作一直到退休。
二姨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她在厂里会计科工作时,同科室的一对姐妹看中了她,把她介绍给她们的兄弟。那是个永安公司股东家的独子,住在四川路永乐坊。结婚几年后,一直没有生育,公婆就责怪我二姨不会生养,当时也不懂去查是谁的问题,那乖儿子就和我二姨离了婚(听说他后来再婚也没子嗣)。
好多年后,我父亲把他厂里的一个供销科职员介绍给了我二姨。她才又有了一个家。我所熟悉的二姨夫大户人家出身,个子高,貌不惊人,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家里不少线装书纸质书,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年轻时洋派得很,喜欢吃西餐,到处玩,舞厅舞跳得很顺溜。
刚解放那会,他在上海,正愁没工作,有一次在街上闲逛,看见电线杆上贴着公安局的招聘启事,上面的落款人竟然是他的一个熟人,就跑去应聘并迅速成功了。如此这般,他后来居然成了非党员的离休干部。真是个幸运的人。

婚是结了,但两个都是40多岁的人,没有孩子,就领养了一个男孩子,遗憾的是,养了没多久,就又送回去了。大概是命中注定他俩不该有孩子吧。
我五十年代中期出生,印象中那时的她烫了发,带着黑色方框眼镜,每次来浦西看望我外婆和我们这些外甥们时总喜欢带些吃的来。给外婆带的多是容易咀嚼的食物,记得有桃酥等。给我们这些小馋猫带的那就多了去了,有糖果糕点,有五香豆干,记得最清楚的也是最高级的是一种用油纸单独包装的素火腿,打开外面包的油纸时,里面满是素油,味儿可真美,那时候这可算是奢侈品了。当然,还有我们喜欢看的儿童图画书,大表妹记得她曾经得到过一本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

记得大姨家(我们住在一个室号里)有两本厚厚的册子,小时候表妹经常拿来和我一起看,打开后,里面每一页上都贴着一寸见方四周带齿印的绒布和灯芯绒布,原来那是二姨厂里产品的样本簿。我俩经常坐在房中,长时间地翻看它们,那方寸间的纹路、图案、色彩和立体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不少知识和欢乐。
我妈几个姐妹里,二姨她最洋派。年轻时,她嫁给那个资本家儿子,春秋天穿的都是摩登袖(细细的)高垫肩收腰身的上装。她还敢在餐馆里喝白酒,我家和大姨家的阿姨就在背后议论她,觉得女人如此很不像话。

她胆子小,文哥时,先是把那些四旧衣服拆了,待看到高级的呢制衣服都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料子,又舍不得了,就把那些衣服送给我,记得有件翠绿色的呢制掐腰小外套,我都不敢穿出去,只偷偷摸摸穿过一回过过瘾吧。
二姨她旧脑筋,三从四德做得好。婚前,把妈妈姐妹们放在首位,婚后非常崇拜姨父,啥都以他为准绳。每次去她家,我们在一起聊天时,面对麻雀似嘈杂的我们,她总是不断提醒道:轻点,听他(我姨父)说。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名称:《老头子总不会错》一样。二姨婚后,上海房子紧张,我爸让我住在溧阳路的爷爷奶奶把二楼亭子间腾出来给他们住。一楼的厨房两家一起用,谁家煮了好吃的,都会分享给对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二姨和我爸还是姻亲,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

二姨她很善良。我们长大后,经常会去溧阳路看望爷爷奶奶,顺便就会在二姨家吃饭。二姨父知道我们去,就会为我们做好吃的。他最拿手的西餐是罗宋汤和奶油蘑菇汤,中餐是杭州西湖醋鱼。二姨总是在他的指导下当他的助手。
后来他俩搬去大连西路曲阳路口的公房里,地方大了,请我们吃饭的排场也就大了许多。记得她家用两张方桌拼起来的仿大餐桌,上面铺了桌布,中间还摆放了浅浅的满是红花(康乃馨和玫瑰)的玻璃盆。我们沪上的几个外甥经常轮流去她家蹭饭,谁让天下人都知道,“外甥皇帝”的说法呢!
有一次,二姨父请我们小三口之家吃西餐,特地做了奶油蘑菇汤,汤里放了六瓶牛奶,别说我儿子吃得要想吐,就连我这个酷爱此汤的主也只喝了一碗就作罢。看我儿子吃得难受,二姨父说下次再重做请他吃。
二姨退休后,一直在发挥余热。最后的工作是在大连西路的上外书店里当会计。我们去她家时经常能吃到上外食堂里做的馒头点心等。
没想到,从事如此动脑筋工作的她,最后会得阿兹海默症。因为我父母家就在她家马路对面,也因为她家没孩子,我去看父母时会顺路去看看她们。从姨父那里知道她开始健忘,然后有了幻觉。总是说家里有外人,姨父告诉她,家里只他们两个人也无济于事。有一次半夜溜出去,到处找不到她,最后是在楼上的楼梯口角落里找到的她。姨父问她干吗这么晚了还出去,她说她不认识他,要去找妈妈(回到姑娘时代,心底里的自我有点抬头,开始反抗)。
我妈让姨父带她去曲阳医院看阿兹海默门诊,医生给配了药,遗憾的是此病不能逆转,药物只能延缓进展,再说,她治疗得也晚了些。
后来她家搬去延长中路,家里用上了住家保姆,我在家的机会也不多,去看她们的时间就更少了。每次去看她躺在床上,骨瘦如柴,难得清醒的样子,心里很是难受。
终于有一天,姨父来电话说她走了。我心里虽然难过,但心想;这对她来说无疑也是一种解脱。
姨父让表妹来叫我去(他俩没有孩子,我妈那一辈人都老了,自顾不暇,比我年长的哥哥表哥们都远在异乡,上海就剩我和表妹两人),说有要事相商。我和表妹去后,他提出二姨的安葬问题。因为我外公外婆,大姨三姨夫妇都安葬在上海奉贤滨海古园,而他原籍溧阳人士,故人都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的功德园。说是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否可以一半放在滨海,一半带去南京安葬,便于日后和他合葬。
我知道平时家里都是他拿大主意,这次找我来也只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非常坦然地告诉他,既然我二姨嫁给你,那就是你们沈家的人,当然得和你在一起,留一半在这里似乎也没这个必要吧。见我如此通情达理,遂了他的心愿,原先有点担心的他脸上绽放出了由衷的笑容。
那一天去南京安葬二姨,我和小姨,两个表妹,姨父家的侄子侄女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坐上动车(这是我第一次坐动车)向南京出发。和我年轻时去时完全不一样了,车站很新颖,出得车站直接走上木栈道,面对的就是玄武湖。
到了功德园,站在二姨墓前,我们三姐妹给她鞠躬,我忍不住说出了一直压在心底的话:二姨你这后半辈子心里只有姨父,没有自我!边说边为她泪流满面。看见满山重重重叠叠的墓地,心想二姨虽然离我们远了,但姨父家后人一再告知,他们每年都会去那里扫墓,并替我们看望她,让我们放心。想到这里也颇感欣慰。
突然觉得这墓园似曾相识,八十年代初曾经去过的新四军项英等三烈士墓应该就在这里。从二姨墓地出来,先去祭拜了姨父的父母,然后祭拜他的姐夫,一个我七十年代中期见过,曾经参加过长征的毛姓长辈。然后从那里拐出去,就到了当年见过的三烈士墓地了。想当年,这里门可罗雀,只一位老人在那里清扫。现在烈士墓前满是鲜花花圈,今非昔比了!
文章写于 2023.7.1,插图于202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