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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语出自《论语·颜渊》。原文的表述如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回答蕴藏着巨大的内涵和道理。
春秋末期，当时的中国是诸侯混战的局面，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更是紊乱不堪，甚至屡屡发生谋弑君父之事。对于齐景公的问题，孔子的观点是：做君主要如同做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如同做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子女的要像子女的样子。
孔子指出，君行君道，臣、父、子亦各行其道。在整个社会中，社会形态不同，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角色，要正其位，安其事，各司其位，各理其职。作为国君，要像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样子，尽到为天下百姓谋求太平盛世的职责，严于律己要求自身德行，以身作则去打理朝政。这样，做臣子的自然会忠于职守，敬奉君王。而做父亲的要像做父亲的样子，做到敬老爱幼的责任——做到养家糊口，做出榜样的行为。做儿子的潜移默化受影响后，就会尽自己该做的责任——做个孝顺父母的好儿子。这种思想也是“其身正，不令则行”的以身作则和率先垂范的诠释。否则，君臣失位，长幼失序。人伦天理皆失常，社会怎能不动荡？
解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定要强调孔子指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君尽到君的义务，再要求臣尽忠的权利，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君的行为应作为前提。君臣关系要求和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亲尽到父亲的义务，再要求子尽孝的义务，做到家庭和睦，与君臣是同样的道理。由此可知，孔子的想法是一种平等的思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都是双向的、相互的，而且更多的责任担负在君和父等强势者身上。这种观点更多的是倾向于强势者先实行好了自身的义务和责任，然后再去对偏向于从属的一方提出要求。侧面也就反映出，如果君、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有营造出一种好的环境，那么臣、子可以不用一味地愚忠于君、父。从本质来说，这种对应方式比较有人情味和逻辑性。
但是，这种想法对于君、父这类强势者来说就存在一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是威胁——我克勤克俭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我的臣子或者我的子女，固然对我忠诚、孝顺。那么如果我做不好呢？我能力不够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想耗费时间和精力去经营自己的“圣者”形象呢？那我的臣子或者子女是否就不会再对我有所尊重和从属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对统治一方、强势一方权力的挑战。这样，矛盾就出现了。
所以，后来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这种颇具人情的观点则被演变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还解释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封建等级理念。这种臣子要绝对服从帝王，儿子要绝对服从父亲的古代封建理念迎合了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帝王为了获得封建统治的皇权、夫权的合理性，广泛地宣扬、传播这种被歪曲的儒家思想。
“三纲”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富含“阳尊阴卑”和“男尊女卑”思想的“三纲”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教条，依照等级秩序的社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
在做出这样的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等人的先秦儒家思想，不仅有浓厚的民本理念，还有丰富的民主思想。而这种民本理念和民主思想，恰恰是古代的专制政权畏惧的，所以孔子在春秋时期才那般困顿。
孔子本人在修编《周易》时，就把商代的开国之君汤以及伐纣的周武王的那种用武力推翻桀、纣暴君的行为定性为“革命”。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称赞为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对于那些腐败堕落不仁的国君，孔子并不将其看为国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孔子的弟子阳虎也说过，“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