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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头，一个闹钟，一个老人。按常理，一个退了休的老人不需要闹钟，一是老人本就醒得早，二是老人无需起早。退休后的朱方元，家里一应事务都由钟点工来打理，过着彻底“躺平”的日子。但这十几年来，朱老师一直将闹钟设置在早上七点，照他说来，“一个人总该知道早上七点到底是什么时候，进而知道那时候自己是个什么状态”。这让我联想到三大灵魂之问，我是谁?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大概有点类似的意思吧。

丰子恺曾总结人的生活分为三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朱老师退休前是个中学语文教师，退休后的退休金不低，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打算退休后写个自传，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已高出普通同龄人了，然而，他还是卡在了灵魂需求这一层。他一生都没有找到一个与他灵魂契合的人。

说回写自传这件事，开头倒还顺利，待写到与妻子分居这一年，有点阻滞了。因为这就牵出了一段他难以启齿的往事，一次出轨。

出轨这种事，要说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却成了朱方元余生的魔咒。那年，妻子生病住院，叫来了乡下亲戚小萍，照顾病人和朱老师，医院和家里来回跑。可就在妻子出院，小萍回老家后，事情败露了。妻子在小萍的床单下发现一条朱方元的短裤，自此，夫妻开启了长期的分居生活。不是朱老师不愿解释，而是妻子的性格内向，文静，又极其自律，在感情生活上，有着“精神洁癖”。

朱方元向妻子保证，会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什么人。妻子背着他，也说了一句，你证明呀。然后，他们相敬如宾地生活着，在外人眼里俨然一对模仿夫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再无精神交流，肉体也无接触，朱方元只是机械式地在做着一个标准丈夫该做的事。

在妻子再次住院后，偶然一次，朱方元触碰到妻子的身体，震惊地发现，妻子的肉身对他既陌生又无吸引力。

“当护士把体温计交给他，让他插在她腋下时，他碰到了她乳房的外侧，他的指尖迅速反馈给他一个信号：一个即将冷却的暖水袋。”

以上都是朱方元的回忆，文章又回到现实。朱老师现在独自生活，钟点工小秋每天过来给他做一顿午饭，和一些家务事。小秋嘴皮子利索，她一来，家里便热闹了许多。

东扯西扯后，朱方元在小秋的撺掇下，去了百货大楼，不仅给自己买了衣服，还给小秋也买了件红大衣。因为同样的一件红呢大衣，他曾经给小萍买过，在他俩一夜情后，小萍穿着那件红大衣在乡下结了婚。闲聊中，得知小秋的丈夫之前出了事故，腿脚受了伤，被单位辞了，现在街上给人擦鞋。

回去的路上，恰巧被儿子看到自己和小秋轧马路，还拎着大包小包。朱方元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回到了家。晚上，儿媳便打来电话，拐弯抹角地说起现在的钟点工要提防着，并让他解雇小秋。

朱方元倒有些生儿子的气，没有辞小秋，小秋却自此不来了，连号码也成了空号，至于她说要还的大衣的钱也自是打了水漂。

文章结尾，朱方元找到了那个瘸了腿帮人擦鞋的男人，而他的妻子竟是多年前令他出了一次轨的小萍。这一切或许是小萍的精心策划，让妹妹小秋当信使，让他找到她，再续前缘。可是，朱方元逃了，正因为一次出轨，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用余生去证明自己，一直活在妻子的监视下，现在，“他要去当一个崭新的、轻松的人”。

小说用平淡客观的文字讲述了一个老人因为一次出轨，用余生完成的自我救赎。立意新颖又深刻，既展现了退休老人晚年的孤独空虚，又揭示了高知家庭的婚姻困境。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