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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官家的心事》

与真宗的情况非常类似，南宋光宗以孝宗的皇三子继位，他的两位皇兄是一死一出。当然具体情形有所不同，孝宗的长子赵愭是立为皇太子之后意外身亡，而次子赵恺在光宗赵惇立为皇太子后出判宁国府（今安徽宣州）。

嫡皇孙之争以王淮外任收场，这个事件看似无关紧要，却呈现了储位之争的基本形势：一、三子赵惇有意挑战长子赵愭的嫡子地位；二、太上皇对局势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三、孝宗似乎因无力掌握全局而有所逃避。所以嫡皇孙之争的实质意义是逼孝宗定嫡立储，孝宗无力抵制，两个月后果然立邓王赵愭为皇太子。

无论政治立场还是权力关系，钱端礼与德寿宫的关系更加紧密，而陈俊卿一度被孝宗寄予厚望。就此而言，即便无从重新调查赵愭的死因，至少皇太子这一派更多依附太上皇的事实相当清晰。德寿宫支持的皇太子死得莫名其妙，问题是孝宗接下来该如何处理立储问题，而太上皇又会有如何应对呢？

八月三日，虞允文上朝时请求单独汇报工作，在讨论了一番宋金关系之后，虞允文说“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万死以请”，然后一大段议论指出立太子已刻不容缓。这时孝宗的反应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事其实我心里早就考虑成熟了，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处理得太过匆忙。虞允文不肯罢休，就讲了赶紧立太子的好处，可以让太子尽早历练。孝宗的反应仍然很奇怪，他说虞允文讲得极有道理（“丞相言极是。”），但还有些小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稍微再等几天他会专门与虞允文重新讨论这个事情，这算是给了一个延后的承诺吧。谈到这种地步虞允文只好谢恩结束会谈，但临走时他还是担心孝宗敷衍他，很焦虑地念叨“此事愿陛下早留圣念”，孝宗继续打哈哈：“甚好甚好，不过旬日间。”

虞允文起草立太子御札之后，立即派心腹通报恭王赵惇，赵惇又通过王妃李氏的弟弟宣赞舍人（可能叫“李范”）通报李道。李道是岳飞的同乡，最初是宗泽手下的义军首领，后来成为南宋的一名武将。奇怪的是包括《宋史·李道传》在内的各种史料都不记载李道在赵惇被册立为皇太子之后的事迹，也没有记载其子的名讳，只知道有两个孙子“孝友、孝纯”皆官拜节度使。

而赵恺得到的是外镇宁国府的麻制，他有一种被骗上当的感觉。离开临安之前再次见到太上皇，赵恺有所指责地说原来“翁翁留恺”是为了“使三哥越次做太子”，下一句中“帝语索漫”中的“帝”指高宗还是孝宗好像比较含糊。反正不知如何解释，“帝”只好敷衍说其实当皇帝很烦恼没意思，就是那种“都是为你好”的爹味口气。

牺牲皇二子赵恺以营造祖孙三代君王的和谐融洽，算得上是孝宗政治生涯中的天才之作，无怪乎孝宗在虞允文面前一直表现得胸有成竹甚至得意扬扬。

直白讲就是孝宗的后宫牢牢掌握在德寿宫手中，而册立名门闺女极易形成宫廷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光宗接受宋孝宗禅让即皇帝位，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去世，同年七月宋光宗被迫退位，其子宋宁宗赵扩继位。宋孝宗、宋光宗先后两次退位史称“两朝内禅”，而宋光宗退位出于被迫，故又称“绍熙政变”。关于绍熙政变的前因后果，既有传统的叙述模式，又有近期的热点讨论，但绍熙政变中宫廷斗争的面貌似乎尚未清楚呈现。

从李氏的角度来讲，黄氏因有德寿宫的支持而无法压制，所幸李氏还有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即在引发皇嫡长孙之争的赵挺早夭之后、李氏在成为太子妃之前，又诞下一名皇孙赵扩——就是后来的宋宁宗。赵惇立为皇太子后，赵扩就是毋庸置疑的嫡皇孙，李氏凭此就敢在后宫与所有人作对。本来吴氏已是李氏的祖母辈，两人的冲突可以交给时间来解决，偏偏吴氏特别长寿，从而注定了她们的终极对决。

孝宗退位之后，可以等待光宗其他皇子的出生然后正式提出废后，李氏必须抢先确立赵扩的太子地位，否则就绝不能让其他嫔妃有所生育。这就导致了大约在绍熙二年(1191)李氏与孝宗关系的彻底崩溃。先是李后在内宴时“请立嘉王为太子”，直接遭到孝宗拒绝（“孝宗不许。”），李后当场对孝宗提出强烈抗议：妾六礼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

光宗病情加重，从此无法视朝，李后直接干预朝政，“政事多决于后矣”。由于光宗病重，孝宗又来探病，并且严厉责备李皇后。李皇后更加怨恨孝宗，开始控制光宗不再过宫朝见孝宗，过宫危机由此产生，后宫的权力斗争也由此蔓延到前朝政治。

群臣的上书泣谏看似十分壮烈，但总体效果十分糟糕。这就涉及史书上故意忽略的一个问题：前朝大臣们对宫廷政治其实不明就里，只是一味从儒家伦理的角度“引裾号泣”，自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光宗并非一味拒绝过宫，只是前朝大臣无法掌握宫廷斗争的节奏，到了“十一月，赵彦逾复力请帝朝重华宫”，光宗又朝见了重华宫。

以往讨论绍熙政变原因总是聚焦于过宫风波或孝宗、光宗父子关系破裂上，但上尊号事件揭示当时宫廷政治的基本格局是吴氏、孝宗与光宗之间的三角关系，加上李后可能还是四角关系。在三角关系中，一方面是令朝臣万分焦虑的过宫危机，另一方面却是隆重热烈的庆寿大典，朝见重华宫似乎只有作为入诣慈福宫的附属行动才值得举行，光宗在祖母与父亲之间的倾向性可谓一目了然。

孝宗是否图谋择立赵抦为皇储，这是重新理解光宗守宫风波的一个重点。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光宗拒绝过宫就会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政治抵制行动，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他的不孝或者疯病。最近对绍熙政变的各种讨论，关注的重点在于前朝留正、赵汝愚等人发动政变的政治动机，似乎无人质疑光宗拒绝过宫就是不孝或者疯病，而导致不孝或者疯病的原因又是李皇后的悍妒与宦官的离间

迫于强大的政治与伦理压力，光宗无法公开宫廷政治的真相，光宗即便向他们透露“焚廪浚井”之忧也被视为不孝与无理取闹。前朝臣僚由于“宫禁之事，秘不可闻”，更为光宗召回陈源这种举动莫名惊恐，只能一味劝谏光宗过宫而不得要领，周密甚至指责“缙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负谤，日甚一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赵汝愚根本不具备发动一场政变的政治条件。发动政变的关键是取得吴氏的支持，但赵汝愚与吴氏之间似有万千阻隔，两人根本不可能完成一次政治密谋。此后赵汝愚还需要获得禁军将领郭杲以及知閤门事韩侂胄的支持，可笑的是赵汝愚根本没有办法主动与他们获得联系，偏偏这些人在需要的时候准时出现在赵汝愚面前，先是郭杲不可思议地来拜访，再是与韩侂胄关系密切的赵彦逾恰好来拜别，最后关礼正好出现并逼问韩侂胄“之来何为”并主动请示吴氏。这样的机缘巧合只能是精心谋划的结果，联系那神秘的“牍尾御批十六字”，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焦点回转到政变的真正当事人及获益者吴氏与宁宗身上。

古今都有人认为，在排除了择立赵抦计划之后，留正以赵扩为皇储的计划最为合理，但为什么会被弃置呢？由于从来都认定赵汝愚是绍熙政变的策动者，所以有学者从推行士大夫政治理想的角度去解释赵汝愚的行动。但如果相信政变的策动者是吴氏，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光宗与宁宗对于吴氏而言有何区别？就皇帝本身而言两者可能没有区别，毕竟光宗在孝宗去世之前已经不断地向吴氏表达亲近与尊崇之意。但吴氏无意干预朝政，只是从德寿宫不断向皇帝赏赐侍姬的情况来看，吴氏更在意从后宫对皇帝有所牵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光宗的皇后李氏就完全无法让吴氏接受，特别是吴氏赏赐给光宗的黄贵妃竟被李皇后所杀。

绍熙政变的核心人物吴氏、宁宗、韩侂胄与韩皇后是宁宗继位后的真正受益者，光宗、李皇后以及赵抦就成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以赵汝愚为代表的当年泣谏过宫的前朝大臣受到打击其实不可避免。但是到了庆元三年(1197)，83岁高龄的吴氏去世，庆元六年(1200)韩皇后、光宗及李皇后同年去世，随着绍熙政变政治集团变得支离破碎，宫廷政治再次发生重大变局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