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伤是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的、制度的创伤”——梁鸿《要有光》之吴用故事

梁鸿在《要有光》中记录的吴用故事,是当代中国“海淀式”精英教育下青少年精神困境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揭示了在高度内卷的教育体系中,个体热爱与系统规训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亲子之爱如何在无意识的控制与期待中变得扭曲。

吴用成长于典型的高知家庭,母亲陈清画从他两岁起就精心规划其成长路径。他的童年被各类培训课程填满,钢琴、围棋、跆拳道等占据所有周末,这种密集安排被其母视为“正常”,甚至不及许多海淀家庭“疯狂”。这种以“为你好”为名的全方位设计,实质上是将孩子工具化为实现父母教育理想的载体。

冲突的焦点在于吴用对数学纯粹的热爱与功利化竞赛路径的不可调和。他痴迷于数学的思想之美,书包里常备微积分反复研读,却因反感机械刷题而与母亲及教育系统产生激烈对抗。他认为高强度刷题会摧毁思维本身,这种对学习本质的哲学性捍卫,与追求高分和升学捷径的现实要求格格不入。一次与竞赛老师的公开争执成为转折点,老师指责他“自以为是”,这彻底践踏了他视为神圣的“思考”价值,使他以在课堂上看自己的书作为沉默反抗。

更深的创伤源于家庭支持的缺失。吴用感到家并非“抱团取暖”的港湾,而是比学校压力更大的战场。母亲虽口头认同他的部分理念,行动上却持续督促刷题,甚至重金聘请清北竞赛生进行一对一辅导。这种言行不一的“爱”,让他感受到深刻的被抛弃感。当他精神濒临崩溃、与保安冲突后歇斯底里地致电母亲时,得到的仍是“坚持两天”的劝告,而非情感接纳。这让他绝望地意识到,父母在关键时刻从未站在他这边。

最终,吴用以休学并选择大专作为对主流轨道的决绝逃离。他对母亲说的那段话,成为全书最具震撼力的反思之一:“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他将个人痛苦上升至文明层面,指出单一成功标准对所有人的折磨。他的故事表明,当爱被异化为控制,当教育沦为对“社会轨迹”的盲目追逐,最深刻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而疗愈需从整个系统的反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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