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东都
平定杨谅的叛乱，于杨广而言，意义重大。
继承太子之位时，大臣们因“长幼有序”的传统继承制度对杨广指指点点；继承皇位时，大臣们又因杨坚的“死亡之谜”对杨广心存疑虑。而今，一场漂亮的平叛战争，让杨广在朝廷中树立了无上的威望，再也没有大臣质疑杨广皇位的合法性了。
但杨广并没有因此自鸣得意，反而敏锐地意识到了蕴藏在叛乱背后的两个巨大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总管府制度。
总管府制度起源于魏晋时期，那时因战争频发，南北方的朝廷都不约而同的成立了一些军事指挥区域，即都督府（都督区），其长官称都督，都督例兼所驻某州的刺史，兼治军民。大区都督常兼管数州，称为“都督诸州军事”。
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都督诸州军事”改称总管，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统辖邻近各州。由此，都督府改称总管府。
隋朝的总管府与北周时期相比，更加先进，它已经由纯粹的军事指挥机构转变为兼管军民两政的常设机构，分为上、中、下三等，并设大总管府统辖数十州，以皇子担任大州总管，有效地保障了皇帝对地方的掌控能力。在杨坚还在世的时候，这是个不错的制度，可随着杨坚去世，这项制度却成为了杨广的绊脚石，更成为了杨谅起兵反对杨广的利器。
鉴于此，杨广毫不犹豫地下诏废除了全国的35个总管府。
第二个隐患是人心不稳。
准确的说，人心不稳并不是隐患，而是大隋帝国长久以来的弊病。大隋虽然统一天下多年，可仅仅是土地上的统一，而非人心上的统一，山东（崤山以东）和江南的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支持杨谅叛乱的，不就是山东（崤山以东）和江南的豪门大族嘛！
于杨广而言，这困扰大隋多年的顽疾，既是弊病，同样也是功业，是他迈向“奄吞周汉，志包宇内”的千古一帝的阶梯。
刚刚登上帝位的杨广，有着远大的志向、宏伟的理想，他坚信，自己很快就能够让天下人心归附、让大隋繁荣富强，成就一番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帝王伟业。
公元605年，登基的第二年春天，雄心万丈的杨广定下了自己的年号——“大业”。
“大业”之年，必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二十七日，杨广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以及裴蕴、裴矩等人负责营造东都洛阳。这项大隋开国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既是杨广“大业”的开端，亦是他对解决人心不稳，加强山东和江南的掌控问题给出的完美答案。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资治通鉴》中明明记载着，杨广要营建东都洛阳的原因是因为术士章仇太翼，是他和杨广提及杨广是木命，大兴城属金，金克木，久居大兴城对杨广不利，这才使杨广决心新建东都洛阳。
这个说法，完全是个谬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说法最早是在《大业杂纪》这本野史里面提出的，《资治通鉴》只是引用了而已。秉持着“正史不一定真，但野史一定够野”的原则，其可信度可想而知了！
司马光是个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他没理由不知道这点，可他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说法不靠谱，却还要把它写进《资治通鉴》里呢？难道是因为没有其他史料吗？
这倒不是，北宋时期文化昌盛，对文学典籍的储藏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那时候可以参考的史料也是不少的。司马光之所以会引用野史，主要原因是搞学问、写史书只能算是司马光的兼职，他真正的主业是搞政治，他是个政治家。所以，他才会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以政治家的角度把这个不靠谱的说法写进去，其目的在于讽刺杨广，给后人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其实，在仁寿（604年）四年十一月杨广巡视洛阳的时候，就发布了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令，并且在诏令中把几个重要的原因交代得清清楚楚。
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加强大隋朝廷对山东地区的掌控。
大隋自开国以来一直没有妥善解决山东地区的人心归附问题，杨谅起兵造反时，山东竟然有十九个州响应了叛乱。虽然最后叛乱被顺利平定了，可镇压叛乱中还是暴露除了因为距离太远来不及调兵这个致命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更为了防范于未然，不让以后再出现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便是在东边再建一座都城，让东边也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如此一来，要是山东地区再发生什么变故，就能够从洛阳直接调兵平乱了。
第二个原因，自然是加强对江南的掌控。
江南形势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远甚山东，大隋朝廷在南方采取的多项错误政策，使得江南的士族百姓打心眼里讨厌大隋，即使杨广在江南坐镇多年，也依旧无法消除江南士族百姓对大隋朝廷的怨恨。如若不然，也不会有许多出身于江南方的官吏会那么积极鼓动杨谅造反了。
大兴城偏居西隅，距离江南太远了，威慑力、影响力远远不够，可洛阳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如果在洛阳这个地方新建一座都城，那势必会增加大隋朝廷对江南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慑能力，一旦江南有变，从洛阳调兵也会方便得多。
因此，营建东都洛阳，既可以加强大隋朝廷对山东地区的掌控，又能加强大隋朝廷对江南的掌控，一举两得。
第三个原因，就是地理环境和经济的因素了。
从地理形势上看，洛阳北靠邙山，南临伊水，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胜要地，这样的地形，易守难攻，是有着守城之利的。
再者，中国建都自古以来讲求的一个要素就是居天下之中，按照当时大隋掌控的实际面积来算，洛阳毫无疑问是天下的中心。以天下的中心洛阳为第二都城，就能够弥补旧都大兴城偏居西隅的缺陷，更好地协调各地的人力、无力，要是哪个地方发生了战事，朝廷也能够更加迅速地作出反应，派军出征。
从经济上看，洛阳比大兴城更有发展潜力。
大兴城所处的关中平原，虽然号称“八百里秦川”，但土地面积还是太小，在关东黄、淮大平原的土地被逐渐开垦出来以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地位就开始日益下降了。而关中农业倚为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在汉、魏年间因河床下切等因素，灌溉面积足足少了十分之九，粮食产量自然避无可避地大幅缩水。粮食少了，可关中地区要养活的人口并没有少，不但没少，反而还在增长，那么，势必会造成人多粮少、粮食供给困难的情况。
到了隋朝，“地狭人繁”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没办法，为了养活关中地区庞大的人口，大隋朝廷不得不依靠漕运从关东各地转运粮食来弥补关中地区粮食的短缺。
可偏偏，大兴城在漕运方面有着巨大的缺陷。从大兴城走水道东出关东，三门峡是必经之地，这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天险，船到了这里只能从水路改走陆路。可走陆路，就得翻山越岭、人挑肩扛，这样的损耗成本太大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得不偿失。
洛阳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更加优越，交通更加便利，无论是从河北、山东还是江南运输粮食，都足够得便利，消耗自然也就小多了。
还有第四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杨广在诏书上没有提及的，也是不能提及的——削弱关陇贵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关中是关陇集团的大本营，关陇集团在这里有着无懈可击的政治影响力，杨广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大隋，要想不被关陇集团所掣肘，那就必须走出关中。实施两京制，在洛阳建设第二个都城，完美实现了这个目的。这样一来，不仅大大削弱了关陇贵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能够拉拢一批山东和江南的世家大族，让他们与关陇贵族相抗衡。
以上四个原因，足以说明杨广营建东都洛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绝非一时兴起或者听信术士谗言。
东都洛阳新建工程破土动工了，由尚书令杨素担任工程总负责人，建筑专家宇文恺任总设计师，杨达、裴蕴、裴矩负责监工以及巡视工作，从这样豪华而又专业的领导团队不难看出，洛阳城势必和大兴城一样，会成为震惊世界的一座宏伟巨城。
的确如此！
由于大兴城和洛阳城的设计师都是宇文恺，设计理念、设计思路都是一样的所以洛阳城有很多地方和大兴城有着许多高度相似之处，比如洛阳城也是由城郭、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里坊数量和大兴城也没什么两样。
那么，洛阳城有没有和大兴城不同的地方呢？
当然有了！毕竟两座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哪能够完全一样。与大兴城相比，洛阳城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不同，洛阳城的规模和主要负责人不同。
洛阳城选址于汉魏故城（今白马寺东三里外）以西约十公里处修建，其规模比大兴城小了十分之一。整个工程，从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动工，至大业二年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
用的时间一样，洛阳城的规模却比大兴城小，是不是因为洛阳城的总负责人是杨素，而不是高颎，杨素的能力不如高颎。
答案是否定的，杨素有着主持修建仁寿宫的经验，主持修建洛阳城，不在话下。真正的原因在于与朴素的大兴城相比，洛阳城带有浓浓的杨氏风格，极尽华丽之能事。
这也正是洛阳城与大兴城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华丽。
那究竟华丽到怎样的程度呢？一句话，“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就拿洛阳城的禁苑（皇帝的私人园林）显仁宫来说吧，和空旷简陋的大兴城禁苑大兴苑相比，美轮美奂的犹如人间天堂一般。
整座显仁宫，方圆达二百里，约为洛阳宫的三倍。禁苑里面，开凿了一条周长十余里的人工湖，一眼望不到边，宛如内海；水上有三座假山，名曰方丈、蓬莱、瀛洲，三座假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直插云霄，山上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壮丽无比。
禁苑内秋冬两季的装饰也是别具一格，极富特色。秋冬时节，天气寒冷，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花朵也全部凋零了，水里的荷花、荷叶等景观也全都枯萎了，宫人们为了让禁苑的景致和春夏时保一致，专门用绸缎剪成了叶子、鲜花、荷花、荷叶等物，一眼望去，栩栩如生，和真的没什么两样。当这些人工制成的假花、假叶等物因为风晒雨淋而褪色之时，宫人们又马上换上一批新的，让禁苑之内始终保持着无与伦比的美丽景色。
看到这里，有人肯定会忍不住骂一声：铺张浪费。可我想说的是，就算是这样铺张浪费，还不是这个显仁宫最华丽的地方，显仁宫最华丽、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得是十六院。
所谓十六院，其实就是十六座别院，每一座院子里都住着一位四品夫人。这些妃子们，为了讨杨广的欢心，手段百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按理说，有了这么一座游乐园，杨广可以尽情享受了，比如晚上骑着马带着庞大随从队伍来到显仁宫夜游，与他的宠妃们相会什么的。不错，杨广的确干了几次这种事情，但更多的时间，杨广都花在了巡视全国上，显仁宫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摆设，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第三个不同，是定位的不同。
大兴城的定位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这个定位对于一个国家的首都来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定位。而洛阳城呢，除了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以外，更是仓储中心、经济中心。
先看仓储中心，杨广利用洛阳居于天下之中，运输便利这一点，在洛阳城修建了三个储藏粮食的大型仓库，分别是“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其中，“含嘉仓”能够储藏粮食五百八十三万多石，“洛口仓”能够储藏粮食两千四百多万石，“回洛仓”也能够储藏粮食两百五十万石左右。以一石折合八十一斤来算，“含嘉仓”能够储粮二十四万吨，“洛口仓”能够储粮近一百万吨，“回洛仓”也能够储粮将近十万吨。三个大型粮仓加起来总共能够储藏粮食近一百三十万吨，如此大手笔的储粮规模，即使放在今天，也不容小觑。
再看经济中心，大兴城有东、西两市，而洛阳城比大兴城多了一个，有北、南、西三市，通远市在北，丰都市在南，大同市在西。并且，这三个坊市都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北市就南沿洛河、北傍漕渠，南市依通运渠，西市临通津、通济二渠，货船可以直达坊市。可以见得，以洛阳城这样的商业规模，将来的工商业必定会繁荣昌盛。
事实也确实如此。
洛阳城竣工后，杨广立马就把周围的百姓都迁进了城中，同时迁徙了数万户豪门大族；大业二年（606年）五月，又迁移了江南诸州六千多户百姓；大业三年（607年）再次迁移了河北诸郡三千余户商户和手工艺匠人。这些措施，使得洛阳城的经济飞速发展了起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二帝都，与大兴城并称东西二京。
千秋运河
说起秦始皇，我们第一时间总会想到的是恢弘壮丽的万里长城；同样，提起隋炀帝杨广，我们第一时间也总会想到惠泽万民，让华夏受益无穷的大运河。万里长城和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两项最宏伟巨大的工程，无出其右。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东都洛阳破土动工后的第四天，杨广又下达了一条新的命令：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工百万人，开挖一条水道，把黄河和淮河连接在一起，这条水道就是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
营建东都洛阳，本身就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论是哪一样，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时候，国家的财政应该是非常紧张的。可杨广却丝毫不顾及这些，又迫不及待地开展另一项浩大的工程，人们通常把这背后的原因归结杨广这是为了享乐，古时就有“种柳开河为胜游”的诗句流传，现代也有“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的说法。唐朝的时候，有人甚至因为这种说法写了一本叫做《炀帝开河记》的小说，小说里关于杨广下令开挖大运河是这样描述的：
大业元年，杨广在欣赏画作时，看到了一幅《广陵图》，两只眼睛就直愣愣地盯着画作，一动也不动。一旁陪同的萧后十分好奇，就询问杨广是不是因为画作太好看，被深深吸引了。杨广摇摇头，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不是爱画，而是怀念以前游览过的地方。一边回答，一边还指着画，给萧后讲解。
听着杨广的叙说，聪明的萧后立马就明白了，杨广是怀念以前的生活，怀念扬州了，于是她就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怀念扬州，为什么不驾幸扬州呢？
这个提议自然很符合杨广的心意，第二天的朝会上他就就像向大臣们宣布要坐船走水路下扬州游幸。
杨广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连路线都规划好了，先进入汴河，从汴河入黄河，再从黄河入东海，最后走海路到淮河，这样就可以到扬州了。
可他的这个想法一提出来，有的大臣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这样的走法必定会经过孟津，那地方水流湍急，不安全。
萧后的弟弟萧怀静也不同意这样的走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然天然水路不安全，不如人工挖一条水路，从汴河一直挖到淮河，这样一来就安全问题不就解决了嘛！
杨广觉得非常有道理，立马赞同了这个方案，并拍板执行，大运河就由此而来了。
当然了，这仅仅是小说里的虚构而已，当不得真，挖运河是为了享乐，就是句笑谈而已。开挖大运河，其实也是杨广宏理想中的重要一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
秦汉之前，中华大地的主要经济区只有北方的黄河流域，可到了魏蜀吴三国以后，南方长江流域历经多朝开发，已然成为了另外一个经济区。到大隋一统天下之时，华夏大地的主体经济区（经济中心）更是从北方黄河流域南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
经济中心可以南移，可政治中心却无法南移，如此一来，怎样把分裂了两百余年的南北方重新结合，怎样让南方的经济与北方的政治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怎样让南方丰富的钱粮资源为北方所用，就成为了大隋王朝的首要任务。所以，开凿大运河这项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就此应运而生了，它同营建东都洛阳一样，是出于大隋帝国发展的需要，绝非出于杨广的个人私欲。
大运河工程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约两千七百多公里，以洛阳为中心，以黄河为基干，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四段运河。南运河呢，有三段，分别是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北运河一段，为永济渠。整个工程，以先南后北的形式分了三个阶段进行，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六年的时间。别看时间跨度这么长，可实际上整个工程实际用时也不过一年半左右。造成这一独特现象的原因嘛，在于挖掘河道这项工程的特殊性。
建城可以一天天不停地干，可挖河却不能，因为有枯水期。而每年的枯水期又十分的短暂，所以啊，可以利用的时间就非常有限了，每年只能分段开挖，这也就造成了整个工程花了六年，实际才花了一年半左右这个独特的现象。
下面按照挖掘的先后顺序来简单介绍一下四段运河。
第一段是通济渠，又名御河，是整个大运河工程最先开凿的一段，全长一千三百多里，连接了黄河和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于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开挖，同年八月十五竣工，前后仅用时一百七十一天。这段运河先是从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往东由洛水注入黄河，再从板渚（板渚渡口，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东北黄河侧）引导黄河水经荥泽（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注入汴河，最后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面引导汴水进入泗水，汇入淮河。
第二段是邗沟，就是《神探狄仁杰第三部》里“邗沟覆船案”的那个邗沟，全长三百余里，是连接长江与淮河的一段运河，其修整开凿的时间几乎和通济渠同步。虽然邗沟在四段运河中航程最短，却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自春秋时期就开始不断地挖掘休整了，数大运河工程之时修整最彻底。
第三段是永济渠，是大运河沟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主干渠，于大业四年（608年）正月初一开挖，全长两千余里，是四段运河中最长的一段。这段运河由沁水（今河南武涉县西北）向东北开渠入卫水，再由卫水通淇水、洹水、漳河，最后通漯水（即永定河）抵达涿郡蓟县（今北京）。
第四段江南运河，是大运河最南边的一段，沟通了长江下游水系与钱塘江的联系，于大业六年（610年）开挖，全长八百里。这段运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与邗沟相连。
最值得一提的是，大运河工程不仅规模宏大，标准还非常的高，每段运河，宽度必须达到四十步，两岸还要修建御道、遍植杨柳，更要有行宫和粮仓作为配套设施。
两千七百多公里错综复杂、标准极高的运河河道，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怎么算，这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以隋朝时期的科技水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一项艰巨的任务，不用多说，当然是有诀窍的。
第一个诀窍，合理规划，分段进行，也就是根据每年枯水期的时间，结合当时轻重缓急的需要，制定出合理可性的计划，分段次进行。比如说，先凿开通济渠和邗沟是为了下扬州，开凿通济渠是为了打高句丽做准备。
说来讽刺，这第二个诀窍，就是大规模使用民工。第一期工程，开凿通济渠，征发了河南、淮北诸郡男女民工数百万人；开凿邗沟时，又征发了十余万劳役；第二期工程，开凿永济渠，更是征发了河北诸郡民工五百余万；第三期工程，开凿江南运河，仍旧征发了男女民工数百万人。（太恐怖了！）
第三个诀窍，利用旧有水道。两千七百多公里的水道，当然不可能全部新挖，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运河的传统，杨广就是在旧有河道的基础上，裁弯取直、疏浚引流，这才有了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南北大运河。
民怨渐起
仅耗费十个月就修建完成的东都洛阳，把大隋帝国的权利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了广阔的中原地区，这不仅仅加强了帝国对广阔疆域尤其江南的统治，更促进华夏大地完成了形式统一到精神统一的历史性的转折。
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付出的却是无数百姓的生命。据史料记载，为了在十个月之内修好洛阳城，大隋朝廷每天投入的劳役人数是两百万。两百万，这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五六千万的情况下，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
这两百万男女民工，没有充足的休息、没有充足的食物，有的只是日夜不停地赶工，有的只是各级官吏无穷无尽的剥削，最终，体力透支殆尽的民工们一批又一批倒在了工地上。
修建洛阳城之前，杨广曾下过一道《营东都诏》，诏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皇帝是以一人治理天下，但绝不是让天下百姓去奉养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心向朝廷，国家才能安宁。百姓富足了，天下也就富足了！所以，修建洛阳城，必须以百姓为重，尽量造得简单一些。
瞧瞧，这话说得多好听，以百姓为主、讲求节俭。可实际上呢，是杨广的急功近利、滥用民力、穷奢极欲，是“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这样的代价，无疑为这项伟大的工程抹上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南北大运河同样如此，这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给隋朝甚至是后来的唐宋两朝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带来了繁荣昌盛。可这繁荣昌盛，却是建立在数百万民工的累累尸骨上的。
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麻叔谋的故事：
隋炀帝下诏开汴渠之时，将军麻叔谋被任命为开河督护。可等他抵达宁陵（今河南宁陵）后，却突然身患怪病，卧床不起。后来，当地名医为他诊治过后，给他开出了一个药方：必须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后加入药物，一起服食。于是，麻叔谋便让人找来几只羊羔，与杏酪、五味子一同蒸食，名为"含酥脔"。
当地百姓一听有这种事，纷纷向麻叔谋进献羊羔。麻叔谋呢，也没有拒绝，统统收下了，还给了他们优厚的报酬。
下马村一个叫陶榔儿的地主，因祖坟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时被发掘，听说这件事情后就起了歪心思，他偷了别人家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杀死后砍掉头和脚，蒸熟装入食盒后以羊羔为名献给了麻叔谋。麻叔谋吃得香美异常，十分满意，便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陶榔儿感谢麻叔谋的恩德，便继续偷盗小孩蒸熟献给麻叔谋来讨赏。
结果麻叔谋吃上瘾了，其他什么也不想吃了，非吃蒸的小孩子肉不可。可是宁陵一带小孩子被他吃了很多，吓得当地百姓都把小孩子藏起来了。麻叔谋并没有因为孩子被藏了起来就不再吃小孩了，他身边的一个亲随给他出了主意：既然宁陵偷不到孩子了，那就去鹿邑（今河南鹿邑）偷。于是，麻叔谋就派人去鹿邑偷小孩回来蒸着吃。
这下好了，宁陵不再丢孩子了，可鹿邑就遭殃了，好多人家的小孩接二连三的丢失，报官呢，当地官府又不敢过问。没办法，百姓们只得把小孩子藏起来，并哄吓小孩子：别哭，再哭麻胡子就来抓你去蒸着吃掉了。小孩听说“麻胡子”三字，立马吓得一声也不敢哭了。
这个故事并非出自正史，而是出自小说《炀帝开河记》，无实据可考。虽然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表达的感情却不假，包含着底层劳动人民对杨广的愤恨与怨念，对大隋帝国的失望与仇视。杨广，也被百姓们冠上了“暴君”、“独夫”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