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与反差下的扭曲人性
——契诃夫《变色龙》解读
曹公奇
变色龙是蜥蜴类动物的变种，它善于随着周围环境和光线的变化，随时改变皮肤的颜色，将自己完全融入周围的环境之中。它变色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猎取食物，使自己能够在自然界生存下来。契诃夫小说《变色龙》中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实际就是沙俄社会的一只“变色龙”。他作为警官，在处理“狗咬人”事件的过程中，随着狗主人的不断变化，对狗和狗主人的态度，从严厉到恭敬，从贬低到谄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复不断，变化无常。奥楚蔑洛夫是依附权力的奴性人格，他的每一次“变色”都是对“权力至上”原则的践行，法律在他手中沦为维护权贵利益的工具，而非公平正义的象征。他是虚伪善变的市侩，他在处理“狗咬人”事件时，反复无常的判断并非基于事实，而是取决于“狗主人的身份”这一利益风向标，他前前后后许多矛盾的滑稽表现，暴露出了市侩小人的真实嘴脸。他的存在不仅是对法律的嘲弄，更是对人性本真的背叛。变色龙只是皮肤的变色，奥楚蔑洛夫则是人性的“变色”。
奥楚蔑洛夫反复五次“变色”，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技巧和策略，是专制制度下官僚阶层奴性人格的集中体现，是正常人性扭曲的结果，折射出沙俄专制体制下人物个体的畸形生存状态。他作为沙皇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官僚，其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代表性和现实意义。“变色龙”现在已经成为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
这样的“变色龙”形象，作者主要是以极度夸张和反差对比的方法塑造完成的。契诃夫采用客观冷静的笔调，不对人物直接进行评判，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行，通过他的前后矛盾、丑态百出，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思考，这种尖锐的讽刺更加含蓄有力。在这其中，特别是作者运用了极度夸张和反差对比的手法，使这篇小说的讽刺艺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在情节设计上，人物态度反转的频次与幅度极为夸张。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警官奥楚蔑洛夫随着对狗是谁家的变化，即狗是“普通人家的——将军家的——不是将军家的——将军家的——将军哥哥家的”，他的态度和评判也发生了五次大的突然变化，连对的狗称呼也在不断地变化，从“疯狗”“下贱坯子”“野狗”，到“名贵的狗”“这小狗还不赖，怪伶俐的”“好一条小狗”，这种情节上高频次、大跨度的反复变化，远超现实逻辑，极具夸张性。警官的法律判决，完全取决于狗主人的权势，把法律公正与动物身份绑定在一起，夸张地揭露了权力对公理的碾压。
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这篇小说主要运用了反差对比的手法。即通过同一人物的不同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制造强烈的碰撞，用戏剧化的冲突，增强了讽刺效果。在奥楚蔑洛夫形象塑造上，主要是外在与内在的反差。他外表威严，身着新的军大衣，对平民严厉威风，甚至恐吓，但他内心本质滑稽，衡量是非的标准全在于权势，法律公正在他心目中如同儿戏，评判结果只是随着权势而变化，这样，外在的威严和内在的媚上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另外，身份和行为的矛盾，也是一种反差对比。身为警官，本应公正执法，但他的执法行为，却完全抛法律公正于脑后，只是一味巴结权贵，媚上欺下，反复变化。对狗的称呼、对受害者的态度、执法的双重标准等，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强化了讽刺张力，将人性扭曲异化与社会腐朽病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军大衣是奥楚蔑洛夫的衣着，更是他的身份标志。这个细节在文中虽然只出现了四次，但贯穿全文始终，成为奥楚蔑洛夫心理变化的外在符号，更成为权力的符号，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小说开头写“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警官”穿着“军大衣”，暗示了沙皇俄国当时的宪兵警察制度，说明了奥楚蔑洛夫这种“变色龙”所产生的土壤。当他慷概激昂、义愤填膺地要弄死那条狗时，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的狗，他心理恐惧，感到发热，让巡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并说“天这么热”。这个脱大衣的动作，是对自己刚才表态的一个掩饰，是一种尴尬的缓解，也为下面的“变色”做一个缓冲。当狗由“是将军家的——不是将军家的——是将军家的”时，反复几次，他又感到浑身发冷，让叶尔德林“给我穿上大衣吧”，又一次用“穿大衣”来掩饰、缓解尴尬，同时又为后面的“变色”做铺垫和准备。最后确认狗是将军哥哥家的时，又恐吓了赫留金，“裹紧大衣”走了。“变色龙”这最后的裹紧大衣动作，仿佛大衣能保护自己似的，实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和慌张。军大衣虽只是一件衣服，几个简单的动作，但却很巧妙地表现了奥楚蔑洛夫的心理变化，通过他的生理反应外化其心理恐慌，军大衣是他精神状态的温度计，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小说描写的是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当时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权力高度集中，官吏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赏识，官吏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也不受人民监督。底层官吏为升职讨好上级，上级对下级盛气凌人。而当时的沙俄社会，是“以宪代警”的宪兵警察统治，这种宪兵警察制度也是一样虚伪腐败，官员滥用职权，趋炎附势，媚上欺下，法律屈从于权势，整个俄国社会笼罩在军警宪兵的白色恐怖之中。[1]
在这种背景下，警官奥楚蔑洛夫对“狗咬人”这一事件的反复判案，就是沙俄宪兵警察反复无常的的真实写照，也是沙俄统治集团的虚伪腐败的群体写照。通过这件小小的狗咬人事件，以小见大，揭露了沙皇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批判了俄国沙皇的黑暗统治。
《变色龙》的批判维度不仅限于对专制制度和官僚阶层的揭露，更延伸至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思。奥楚蔑洛夫的“变色”并非天性邪恶，而是专制制度下的“生存本能”。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法律形同虚设的社会里，个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原则、趋炎附势。这种“人性的扭曲”本质上是制度病态的产物，是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正如王清在《小说可以这样读》中所言：“正常的人性是轻易不会被扭曲的，人性的扭曲必然是某个特定时代、特定制度、特定环境压迫下形成的。”[2]教师教学用书更进一步指出：像奥楚蔑洛夫“这样的人物虽然可恨，但作者批判的锋芒更多地指向当时腐朽专制的社会，指向孕育这种奴性人格的土壤。”[3]这种奴性的扭曲人格形成的土壤，也就是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这才是小说要深度揭露和批判的对象。
参考文献：
[1] [俄]契科夫.老年集[M].汝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3.
[2] 王清.小说可以这样读[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270.
[3]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九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85.
（原载程翔主编《初中语文教与学好帮手·九年级》，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题目是新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