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抱着开胶的小白鞋去楼下修，刚把鞋递过去，就看见修鞋摊的老李头盯着鞋面上绣的小雏菊发愣，手里的锥子悬在半空，眼泪“啪嗒”掉在鞋帮上——活了28年，我从没见过这个连补鞋收5块钱都要跟人笑哈哈的老头，哭得这么没辙。
后来才知道，这朵小雏菊，是他等了38年的人，唯一留给他的念想。
老李头在我们小区修鞋快20年了，摊儿就支在东门老槐树底下，一块褪了色的蓝布铺在木桌上，摆着锥子、线轴、胶水，旁边还放着个掉漆的搪瓷缸，里面总泡着半缸菊花茶。小区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爱跟他搭话，他手快嘴也甜，补鞋的时候还能跟你唠两句家常，唯独没人问过他为啥一辈子没结婚，也没人见过他跟家里人来往。
我那天见他哭，没好意思多问，只蹲在旁边看他补鞋。他擦了擦眼泪，拿起我的鞋，手指轻轻摸过那朵小雏菊，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姑娘，这花是你自己绣的不？跟我以前见的那朵，一模一样。”
我点头说“是”，他就又叹了口气，手里的线穿过针孔，一下下缝得格外认真，比补我鞋的开胶处还用心。等他把鞋递给我时，突然开口：“姑娘，要是不嫌弃，我跟你唠唠我的事儿呗？再不说，我怕到时候没人记得了。”
老李头年轻的时候，不是修鞋的，是公社里的拖拉机手，19岁那年，长得精神，开拖拉机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公社里不少姑娘都偷偷喜欢他。而他第一眼相中的，是刚从县城来公社插队的苏晓梅。
苏晓梅跟别的姑娘不一样，不爱跟人扎堆唠嗑，一有空就抱着本书坐在田埂上看，头发扎成马尾，垂在肩膀上，阳光照在她脸上，连脸上的小雀斑都透着灵气。老李头那时候总故意把拖拉机开得慢些，从田埂边路过的时候，偷偷看她两眼，有时候还会“不小心”把拖拉机停下来，借口说“检查机器”，跟苏晓梅搭两句话。
“那时候我嘴笨，见着她就紧张，想好的话到了嘴边，就变成‘同志，你渴不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傻得可笑。”老李头说到这儿，自己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藏着当年的青涩。
后来熟了，苏晓梅知道老李头会修点小物件，有时候公社里的锄头坏了、镰刀钝了，就找他修。老李头每次都格外积极，修完了还帮着送回去，路上就跟苏晓梅唠两句，知道她喜欢菊花，就偷偷在自己家的小菜园里种了半畦野菊花，等到开花的时候，掐了最艳的一朵，用报纸包着，趁没人的时候递给她。
苏晓梅接过菊花的时候，脸红红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老李头：“李建国，这个给你，擦汗用。”老李头低头一看，手帕角上绣着一朵小雏菊，针脚不算特别整齐，却绣得格外认真。他攥着手帕，心“砰砰”跳得厉害，连声道谢，转身跑的时候，差点被田埂绊倒。
从那以后，老李头就把这块手帕当成了宝贝，平时舍不得用，就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只有开拖拉机累了，才拿出来轻轻擦一下汗，再赶紧叠好放回去。那时候他跟苏晓梅约好，等明年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下来，苏晓梅要是能考上，他就等她毕业；要是考不上，他就跟她提亲，一辈子在公社里过日子。
可没等到明年，变故就来了。1986年冬天，苏晓梅的家里捎来消息，说她妈病重，让她赶紧回县城。走的那天，天特别冷，下着小雪，老李头特意开着拖拉机送她去车站，路上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快到车站的时候，苏晓梅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老李头：“建国，这个你拿着，等我回来。”
老李头接过布包，里面是一双布鞋，鞋面上绣着一朵小雏菊，跟手帕上的一模一样。他攥着布鞋，跟苏晓梅说：“晓梅，我在公社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
苏晓梅点头，眼里含着泪，上火车的时候，还从车窗里探出头跟他挥手：“建国，你别等太久。”
老李头站在车站里，看着火车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影子，才抱着那双布鞋往回走。雪下得越来越大，落在他的头上、肩膀上，他却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满是盼头——他以为苏晓梅很快就会回来，以为他们的日子，就像鞋面上的小雏菊，总会热热闹闹地开起来。
可他没等到苏晓梅回来，只等到了一封从县城寄来的信。信是苏晓梅的邻居写的，说苏晓梅回到县城没多久，她妈就去世了，后来她爸又给她安排了亲事，让她嫁给县城里一个吃商品粮的，婚期定在一个月后，让老李头别再等了。
老李头拿着那封信，坐在自家的小菜园里，看着那半畦已经枯萎的野菊花，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把那双布鞋和那块手帕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木箱子里锁起来，然后跟公社申请，不再开拖拉机，去学了修鞋的手艺。
有人问他，为啥不跟去县城找苏晓梅，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李头只是摇头：“她邻居都这么说了，我再去找，就是给她添乱。她要是想回来，早就回来了。”
其实那时候，老李头心里还存着一丝念想，他觉得苏晓梅可能是被逼的，说不定哪天就会偷偷跑回公社找他。所以他没离开公社，后来公社改成了乡镇，又改成了县城的郊区，他就一直在附近的地方修鞋，从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修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头。
这一等，就是10年。1996年，他听说以前公社的老书记要办寿宴，不少以前的知青都会回来，他特意提前几天就把修鞋摊关了，换上了一件新做的中山装，还把木箱子里的布鞋拿出来，擦了又擦，鞋面上的小雏菊，因为放了太久，颜色已经淡了些，可他还是看得格外宝贝。
寿宴那天，他早早地就去了，在门口找了个显眼的位置站着，眼睛一直盯着门口，生怕错过苏晓梅的身影。来的人越来越多，他跟以前的老熟人一一打招呼，可直到寿宴结束，都没看见苏晓梅。
后来他从老书记嘴里打听，才知道苏晓梅嫁过去没多久，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听说过得不错，生了个女儿，再也没回过县城。老书记还劝他：“建国，都这么多年了，别等了，找个姑娘好好过日子吧。”
老李头嘴上说着“好”，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块。那天他从老书记家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路边的路灯昏昏沉沉的，他掏出那双布鞋，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又哭了一场。这一次，他知道，苏晓梅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
可他还是没舍得把布鞋和手帕扔了，依旧锁在木箱子里。2004年，我们小区建成，他听说这里住的人多，就把修鞋摊支到了小区东门，带着他的木箱子，还有那半畦野菊花的种子——他在小区老槐树底下，偷偷种了几株野菊花，每年秋天开花的时候，他就会摘一朵，放在木箱子上，放几天再收起来。
“姑娘，你说怪不怪，这38年，我没跟人提过她，没敢去找她，可我总觉得，她还在，就像这野菊花似的，每年都会开。”老李头说着，从桌子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箱子上的锁已经锈迹斑斑，他掏出一把同样锈了的钥匙，慢慢打开箱子。
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东西：一块褪了色的蓝手帕，角上的小雏菊已经快看不见颜色；一双旧布鞋，鞋帮有些变形，鞋面上的小雏菊依旧清晰；还有一沓厚厚的信，信封上没写地址，只有“晓梅收”三个字，字迹从年轻时的工整，慢慢变得有些颤抖。
“这些信，我每年都写一封，写我修鞋的时候遇到的事儿，写小区里的孩子又长高一截了，写我种的野菊花又开花了，可我没地方寄，就都放在箱子里。”老李头拿起一封信，手指轻轻摸着信封上的字，“我不敢去找她，我怕她过得好，我一出现，就打乱她的日子；我也怕她过得不好，我没本事帮她，只能看着她难。”
去年秋天，老李头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好，再往后，可能就看不清东西了。从医院出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木箱子里的布鞋拿出来，每天修完鞋，就拿着布鞋，用手摸着鞋面上的小雏菊，一遍遍记着那触感——他怕以后看不见了，就连这朵小雏菊的样子，都记不清了。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会修鞋，也没给她做过什么像样的事儿，就守着这朵小雏菊，等了她38年。有人说我傻，说我这相思没个回应，不值当，可我觉得值。”老李头说到这儿，又拿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菊花茶，茶水有点凉，他却喝得格外香，“至少我心里有个盼头，哪怕这盼头没回应，我也没白活这一辈子。”
那天跟老李头聊完，我拿着修好了的小白鞋回家，鞋面上的小雏菊，被他又轻轻补了两针，显得格外精神。后来我每次路过他的修鞋摊，都会特意多跟他聊两句，有时候还会带两朵新鲜的菊花过去，他总是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小心翼翼地插在搪瓷缸里。
前几天我又去修鞋，看见老李头的修鞋摊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木牌子，上面写着“收旧布鞋，尤其是绣着小雏菊的”，牌子旁边，放着那朵他刚摘的野菊花，在风里轻轻晃着。
我问他：“李大爷，你还在等啊？”
他点头，手里的锥子又开始忙活起来，声音里满是温柔：“等啊，万一哪天，她就拿着绣着小雏菊的布鞋，来我这儿修了呢？就算等不到，我把这些布鞋收着，也像跟她的念想，多了个伴儿。”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相思，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卿卿我我的陪伴，甚至没有一句明确的回应，却能让人守着一朵小雏菊，守着一个空箱子，守着38年的时光，不慌不忙，也不怨不恨。
老李头的相思，从来不是要一个“在一起”的结果，只是想把心里的那个人，好好记着，记到自己记不清为止。有时候想想，比起那些吵吵闹闹的感情，这种安安静静的、无回应的相思，反而更让人动容——它藏在岁月里，藏在一双旧布鞋里，藏在一朵小雏菊里，不声不响，却满是真心。
现在每次路过老槐树底下，看见老李头坐在修鞋摊前，要么补鞋，要么盯着搪瓷缸里的菊花发呆，我就觉得特别安心。或许他这一辈子，都等不到苏晓梅的回应，可他心里的那畦野菊花，早就开得热热闹闹，把他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
也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相思都要得到回应，有些想念，只要能安安稳稳放在心里，陪着自己走过岁岁年年，就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我可以帮你把这个故事整理成适合发朋友圈、小红书的短版本，突出“老辈无回应相思”的泪点与暖意，需要我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