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吃过午饭,我没回宿舍,在食堂水槽边胡乱抹了把脸,就匆匆往教学楼赶。今天话剧社活动,十二点半,外语系五楼一班教室。想到能见到她,胃里那点刚咽下去的米饭,好像都变成了轻飘飘的气体,托着人往上走。
上到五楼,教室门却紧锁着,里面空无一人。透过门上那块方方正正的玻璃往里看,空荡荡的教室,桌椅整齐地摆着。阳光从另一面的窗户斜射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细小的尘埃。
我低头看了看表,才十二点一刻。来太早了。
心里那点雀跃,像被戳了一下的气球,微微瘪下去一点,但没全消。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能听见自己有点快的心跳。
“着什么急?”我自嘲地笑了笑,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嘀咕了一句。
等了几分钟,还是没人来。我搓了搓手,决定先回宿舍,等时间差不多了再来。
等我再次从宿舍楼走出来时,迎面正碰上几个朗诵组的同学。
“没人啊!”其中一个耸耸肩。“是不是改时间了?或者换教室了?”
我心里也犯嘀咕,可隐隐又觉得,赵永那家伙还不至于这么不靠谱。
“你们等一下,我去宿舍找社长问问。”
推开518宿舍的门,赵永正蒙头大睡。
“社长,醒醒!今儿社里活动,忘了?”我用力推了他肩膀一把。
赵永哼了一声,迷迷糊糊地掀开被子,露出一张因发烧而泛红的脸。
“活动?”他茫然地眨了眨眼,然后猛地想起什么,一巴掌拍在自己额头上,“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咳,咳咳……”他一阵猛咳,脸更红了,声音哑得厉害,“我感冒了,还有点发烧,睡糊涂了……”
最后那点侥幸也灭了。我看着他烧得有点迷糊的样子,火气也发不出来。
“那……改期吧。你好好休息,多喝热水。”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甚至带了点关心。
可心底那点从早上就开始积攒、刚刚在五楼空教室前燃起来的雀跃,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啪”地一声,彻底熄了。只剩下一小撮湿淋淋的、冒着青烟的灰烬。
我转身下楼,脚步比上来时沉了许多。
除了楼门第一眼,我就在人群里看到了姗姗来迟的苏若伊。
我朝她笑了笑,努力让那个笑看起来自然、随意,甚至还带了点“真不巧”的无奈。
“咱们社长病了,”我开口,声音还算平稳,“看来今天得‘Push off’了。”
这句话后半句,我故意用了英文。说完就有点后悔,太刻意了。可当时脑子里好像有另一个我在指挥,总想在她面前显得和别人不一样。
“那算了,改天吧。”她回应。声音不大,但很好听,像秋日的溪水。
没有失望,没有抱怨,也没有对我那句蹩脚英文的额外关注。就是一句最平常的接受。
大家闻言正准备散去。楼梯口传来一阵趿拉着拖鞋的急促脚步声。我们回头,看见赵永穿着单薄的秋衣秋裤,外面胡乱套了件外套,头发支棱着,脸色潮红,急匆匆地跑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他连连摆手,声音哑得厉害,“我病糊涂了,真对不住大家!这样,活动改到下周一,老时间,老地方,我一定提前到!”
他喘了口气,目光在我们几个脸上扫过,最后停在我和苏若伊身上。

“哦,对了,”他像是忽然想起来似得说,“言铭泽,苏若伊,你俩都住市里吧?”
我和她几乎是同时,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是啊。”我的声音。
“嗯。”她的声音。
两个声音叠在一起,很轻,但在空旷的楼门口,却似乎有轻微的回响。
赵永咧开嘴,因为发烧,那笑容看起来有点吃力,但眼睛亮了一下:“那正好!有个事儿。学校宣传部要组建新的广播站,正在各系招人,要口齿清楚、有点文艺底子的。我把你们俩的名字都报上去了。到时候通知面试,你俩可别给我丢人啊!”
说完,他又咳嗽起来,摆摆手,趿拉着拖鞋,摇摇晃晃地回楼里去了,留下我们几个站在初冬有些凛冽的风里。
广播站?
我愣了一下。进师院这两个多月,每天不是上课就是自习,不是食堂就是宿舍,生活像一潭沉闷的、泛着绿藻的死水。我那些在中学时代还能勉强算作“才华”的东西——演讲、朗诵、一点可怜的文采——在数学系,毫无用处,甚至像个笑话。
而赵永这句话,像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子,“咚”一声砸进了这潭死水。水面裂开波纹,底下沉闷的东西,似乎被搅动了一下。
一个可以不用只和数字、公式打交道的地方?一个可以“说话”,而且可能被很多人“听见”的地方?这个念头本身就带着光。
而更让我心里猛地一缩,随即又剧烈搏动起来的,是赵永话里提到的那个名字——苏若伊。
不是“那个外语系的女生”,不是“穿红风衣的”,是有了确切名姓的——苏若伊。
若伊,若伊。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这个名字,连同“广播站”这个突然出现的、闪着微光的可能性,以及“我们俩都被推荐了”这个事实,像一道猝不及防的闪电,骤然劈开了我眼前这片沉闷了许久的灰色世界。
狂风灌进楼道,吹得人衣衫猎猎作响。可我忽然不觉得冷了。心底那摊湿灰里,好像又有什么东西,挣扎着,要冒出新的火苗来。
一份缘,就这样,以一种近乎儿戏的、却又无法抗拒的方式,悄然降临了!
【50岁的注脚】
重写这章时,记忆最深处定格的画面,是我和苏若伊,在赵永问出那句话时,同时点头的那一瞬间。
那一刻,在命无情的叙事里,我们这两条原本平行的、各自延伸的线,被一个偶然的契机,轻轻地、不容置疑地,搭在了一起。
那个中午,在男生宿舍楼门口,我以为抓住的是一根缘分的红线,是一扇即将为我打开的门。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我抓住的,只是一个精巧的、自我感动的幻觉。
而那扇门,从一开始,就是锁着的。
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心跳,所有的“偶然”与“巧合”,不过是在那扇紧闭的门前,徒劳地、反复地转动着永远插不进的钥匙,发出空洞而固执的,咔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