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刚到五月茘枝红的时节，我便会想念起禾虫酱的滋味。
禾虫，在《广志》有记载：夏暑雨，禾中蒸郁而生虫，或稻根腐而生虫。大者如箸许，长至丈，节节有口，生青，熟红黄，霜降前禾熟，则虫亦熟。以初一、二及十五、六乘大潮断节而出，浮游田上，网取之。得醋则白浆自出，以白米泔滤过，蒸为膏，甘美益人。
每年的禾虫上市只有两次，一次是农历的三、四月，在茘枝花开时节，但此时的禾虫黑瘦，色青、量少，被称为荔枝虫。另一次则是在农历八月稻花成熟时的禾花虫，肥美，金黄带红，皮薄，浆多，个头大。
说起来奇怪，这种每年只有两次上市的虫子，对老饕而言，鲜吃的滋味当然远胜于腌渍。而我却偏牵挂那种在舌尖上的咸鲜，如其说我想念的是禾虫酱，不如说我想念的是外婆。
外婆居住的小村，山明水秀，稻米飘香。每当农历的三、四月，在茘枝花开时节又或农历八月稻花成熟时，禾虫上市，到了涨潮，全家老小都要出动捉禾虫。
因为那时候农村穷，这禾虫是难得的美味，除了大家吃一次新鲜的解解馋，剩下的，外婆就会用一层禾虫一层盐的方式腌制，生晒发酵，入坛密封，放于阴凉处制成禾虫酱，也可以将生鲜禾虫洗净晾干，拌好盐，放到陶坛中，密封腌一段时间，便自然成酱。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罐子禾虫酱是一家人荤腥的来源。但曾经，外婆制禾虫酱是为了妈妈。
外公在妈妈三岁那年就去世了，是肺病。外公就这样把三个年幼的女儿留给了外婆。外婆常说，要是在现在，外公是不会那么早逝的。“可是，谁知道呢？”外婆就这样叹了一口气。
在那个年代，婆家嫌弃外婆没有儿子，早把外婆推出家门，置之不理。而外婆又不能回娘家生活。生活的不易，任凭外婆怎样苦苦挣扎，怎样的不舍，不到三岁的母亲最后还是被迫送到远方过继给别人做养女。终究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直到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待到母亲的养父母又去世后，外婆才可以和妈妈重逢。
母亲喜欢禾虫的滋味，总是说它又鲜又香。也常说起外婆拿手的砵仔焗禾虫。把禾虫洗净沥水，淋上香，等禾虫遇油爆浆后，再加入鸡蛋、陈皮、蒜蓉等混合在一起，倒入瓦砵，蒸熟。再经过冷却，最后以明火连瓦砵一起在火上烘干，洒上胡椒粉即可。
那砵仔焗禾虫外表金黄一砵，闻着便觉奇香，吃起来也没虫子那种滑潺的感觉，口中只觉甘香软滑，让人欲罢不能。只要这味菜一上桌，所有人很快就会把菜一扫而空，只剩空空一砵了。
于是，外婆记住了妈妈的喜爱。每年这两季便都要送禾虫上来。但当年的交通并不便利，外婆要过来母亲这里，必须先步行半小时出村，再到镇上车站，再转两次车，又进入步行一个多小时，经历大半天，才会辗转到了我们家。加上因为禾虫离水即死，外婆为了方便携带和保鲜，便只好将禾虫做成禾虫酱。
记忆中的外婆小发髻，蓝黑的粗布斜襟衣裤，黑布鞋；外婆矮小、苍白、瘦弱；外婆有着晶亮的眼睛和慈祥的笑容。
外婆不会说广州话，只会说家乡话，我们也只会听乡音，但却不会说。于是，在外人看来，外婆和我总是“鸡同鸭讲”，各在说各的。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与外婆之间的交流。外婆说什么，我都听得懂，而我说什么，外婆也知道。外婆就这样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只身长途跋涉，只为我们带来一大罐禾虫酱。
每逢外婆来我家逗留的时候，白天，我便拉着外婆在外面到处地乱逛，累了，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坐着，看看天，看看街道，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外婆的话不多，外婆很温柔，外婆的手很暖。
外婆逗留的日子总是很短，小住几天，便又匆匆赶回乡下。就算那个地方曾经把她伤得那样重，她却也离不开那里。于是，我们却在盼她来的日子，我们也记住了禾虫酱。
外婆回去后，母亲会不时把禾虫酱拿出来在太阳下晾晒。鲜活的禾虫让人望而生畏，而制成酱后，禾虫的蛋浆早已凝结，在阳光下只见一钵金黄，只有细看，才会觅得禾虫的模样。
舀一小勺，加陈皮丝用来蒸五花肉，味道比用虾酱蒸五花肉，不知鲜美多少倍。小小的一碟，无须其他，便足够全家佐以完成晚饭。制法虽简单，味道却真的不简单。
如今，外婆已不在多年，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禾虫的数量已经很少，连新鲜的亦成稀罕物，但我们依旧年年会吃上禾虫。因为乡下的表弟每年仍会在这两个时节，应时捕虫。于是，半夜常接到打给母亲的那通电话，又会听到熟悉的乡音：“细姨，听日翻哩食禾虫。”意思就是:“小姨，明天回来吃禾虫吧。”
只是，禾虫尚有，禾虫酱亦可复制，但外婆已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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