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代的每一天都很漫长，因为无聊，我们经常恶作剧。
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孩子多的好处在于，除了父母的爱，还可以得到兄弟姐妹的照顾，还可以一起恶作剧。
正儿八经的日子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必须干点坏事，不然就会五爪挠心，无法安静下来。什么东西在体内躁动？什么人驱使我如此去做？无法得知，但有一条很明确，六七岁是个危险的年龄。
不干坏事的日子里，我们会趴在三楼楼梯的窗口对着马路大喊，”赶车的人，我想帮你赶大车，可是我在楼上呢，不能帮你赶大车。“院墙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冬天空旷的马路发出回声，似乎有更多的孩子发出同样的喊声。
有时我走在墙头上，觉得自己离蓝天更近了一点。墙外骑自行车的人看着我，我站在墙上看他们。很多年过去，那空旷的马路定格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不再离去。
北墙外有一条小河，小河冬天结冰，我们在上面滑冰车，抽毛猴，夏天，在河里捞蝌蚪，抓青蛙。
我时常忘记了自己是个女孩子，我看着弟弟爬到树上去掏鸟窝，就会忍不住像他一样，猴子般敏捷地爬上去。
我们通常会掏出来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鸟，粉红色的一小团，没有毛，光秃秃的，皮肤透明。我们不知道鸟妈妈找虫子回来后看不见宝宝会难过，我们只想把幼鸟带回家，给它当妈妈。
它被放在一个纸盒里，晒着太阳。我妈看到说：“女孩子不可以养麻雀，养了它，长大做缝针线活儿的时候手心会出汗。” 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我说：“我不养，弟弟来养，我不碰它，长大以做棉裤手心不出汗。” 我妈欣慰地点头。谁知道等我长大了，气候变化的如此之快，根本不用穿棉裤了。
回来说那小鸟，它团缩着，哆哆嗦嗦的，站都站不稳。我们喂它吃小米，它不大会吃，于是，我们用温水把小米泡软再喂它。几天后，小鸟还是死了，死得轻于鸿毛。我们非常难过，在院子里找到一棵树，把它埋了。
掏鸟窝会成瘾，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兴奋。弟弟掏不到鸟窝了，就准备去捅马蜂窝。有一天，他用一支长长的竹竿，去捅一个马蜂窝，当时，正午的阳光倾泻而下，马蜂们倾巢而动，带着愤怒和激动，具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
它们追逐了我弟几分钟，把他盯的遍体鳞伤，方肯罢休，凯旋而去。
我妈回来以后，顾不上细看他脸上的包，抄起扫帚朝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暴揍。平时打他就跟打铅球一样，对他来说，那点儿皮肉之苦就像是给狮子搔痒痒。当时，大院儿正上演一部阿玛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通常，我妈打我弟的时候，他的表情跟女英雄一模一样。
可是那天我妈打他时，他开始呲牙咧嘴。我妈觉察到不对，扒开裤子一看，才发现刚才自己没看见的那些包，在我妈的笤帚疙瘩一顿暴打之后，全部拔地而起，巍然屹立。
马蜂够狠的，竟然隔着衣服都能叮他屁股，屁股上的包跟他脸上的包首尾一致遥相呼应，我们心疼的不得了，但是爱莫能助。他捅马蜂窝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没有连累我们。他说：“我和长馒头干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屑于跟在我们屁股后头了，他觉得很掉分。
我就是在那时开始佩服他的。我佩服他的勇敢，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了。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也想逃跑，但是我的腿被脑子捆住了。捅马蜂窝的时候，我也有竹竿儿，但是我始终捅的不是马蜂窝，而是蚂蚁窝。我觉得捅蚂蚁窝更安全，这种懦弱，形成了我们两个根本的不同。
那时候家里不开火，但是需要开水。爸妈回来的时候，家里的暖壶必须灌满了开水。锅炉房在东院，我们去打开水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士兵站岗，每次要往木箱子里投两分钱，打一壶开水。
打开水的钱，我妈给留下。每天2分钱，肯定是有保证的。但是2分钱能买两块儿水果糖，我们不舍得用两分钱打开水，那个时候踢毽子，有一种假铜钱，我们叮铃一声放进去一个假铜钱，木箱子在窗外，老头在里面盯着。
烧开水的老头儿大概六十岁的样子，精瘦，两个颧骨凸起，红红的，是个老光棍，每次看见女孩子来打开水，他就笑脸相迎，男孩来他就很严肃。于是，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儿：糟老头儿。
糟老头有一双罗圈腿，那个时候很多人的腿都不直，搞不清是骑马骑的，还是小时候缺钙。他穿着一件陈永贵式的大棉裤，穿这种大棉裤跑起来，根本跑不快，棉裤很厚，只听见咔嚓嚓咔嚓嚓，像打军鼓似的。
再后来，我们给鼻子上脸，捣蛋升级，拿棍子敲他的玻璃，扔个小石头砸他的门。
老头儿开门出来，我们滋溜逃跑，他才追了两步就开始大口喘气，只好站住，骂两句王八羔子，我们哈哈大笑，老头儿气呼呼地跺着脚，两个腮帮子更红了，何止腮帮子，他的脖子上还爆出了两根青筋也是红的。
同一件事，我们很快就厌倦了，必须有新招数才行。
于是，夏天放露天电影时，我们看到哪个老太太的脚小，就朝她屁股猛打一拳，知道她追不上，急得干跺脚，我们便得意忘形，觉得自己很像梁山好汉，这事儿干了几次以后，有人向我妈告了状，我们又被揍了一顿，好戏收场。
邻居王阿姨听到我妈在打孩子，来劝解道：“聪明的孩子都调皮。“
老师说：”人的天性是非常复杂的，有些东西一直被压抑埋没，从没有展现的机会。“
天晓得啦，可能DNA排序的时候有bug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