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陈铭枢自1922年夏离开部队到南京后，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一边学佛，一边拓展人脉，结识了了梁任公、梁漱溟、张君励等人。
期间，陈铭枢还研究过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的新青年等，关注过泰戈尔来华的讲学，法国柏格森的唯意识论等。
陈氏交游甚广，猎奇甚多，果真是名不虚传。
欧阳竟无（1871-1943），江西宜黄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
陈铭枢在潜伏之际，粤军第一师的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陈炯明军退出广州后，1923年2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重设大元帅府。4月，大元帅府成立中央直辖第四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升任军长，师长职则由李济深接任（梁鸿楷升任军长后，第一师中坚军官张发奎等推举陈可钰接任师长，陈可钰因病未接）。
1923年6月时，第一师编制为：师长李济深、参谋长徐景唐，副官长黄镇球；
第一旅（旅长卓仁机），下辖第1团（团长为梁鸿楷的弟弟梁鸿林）和第2团（初由卓仁机兼任团长，后由张弛接任）；
第二旅（旅长陈济棠），下辖第3团（团长邓演达）和第4团（团长繆培堃）；
独立团（团长张发奎）；
炮兵营（营长邓世增）；
除师直属部队外，第一师恢复了两旅四团制。
此时新加入第一师的卓仁机虽是粤人（中山人），但出自李烈钧的赣军，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归附陈炯明部，其后随滇桂军起义一并反陈。
抗战中权倾朝野的陈诚由邓演达介绍到第一师，任师部中尉副官。
（李济深清末于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在广东新军学兵营任职时与邓铿相识（邓铿任学兵营连长，李济深任排长），后就读于北京陆军大学。辛亥革命，李济深参加姚雨平的广东北伐军，南北议和后，李济深于北京陆大完成学业后教书。直至援闽粤军回粤后，应邓铿之邀在第一师任职。）
1923年底，陈炯明部反攻广州，来势凶猛，一度打到现珠江新城附近的石牌村。孙中山组织五省联军-粤军、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湘军（谭延闿部）、豫军（樊钟秀部），方将陈军击退，保住了广州大本营。
陈军退回东江后，中央直辖第四军改名为讨贼军第四军（军长仍为梁鸿楷），第一师进行了改编：
1、 卓仁机旅调出第一师，扩编为第12、13旅，归军部直辖。
2、第一师在封川新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即前述由邓世增任补充团团长，蔡廷锴为该营营长。
3、 第3团成立一个炮兵连，由陈诚任连长（陈诚与邓演达关系很深，陈既是邓演达介绍到粤军工作，此时又成了邓的下属）。
（陈诚于粤军第一师起步，其发迹后对粤系将领的影响颇深（30年代初，薛岳反蒋失败后于香港做寓公，经陈诚疏通后复出，抗战时薛经陈诚推荐接任其九战区司令长官职。武汉会战，张发奎被疑保存四军实力面临军法处置，经陈诚出面揽责而免）
此时的第一师辖一旅一独立团一补充团，很明显，缺一个旅的编制（1924年，讨贼军第4军番号改为建国粤军第1军，第一师的编制不变）。
第一师的四个团长(邓演达、繆培堃、张发奎，邓世增)中，以邓演达在第一师的资历最深，威望最高。
邓演达在广东陆军小学时与陈济棠是同班同学（陆小第四期），和张发奎一样，年少即是第一师创始人邓铿的追随者。
辛亥革命，他被邓铿安排为民军教官时仅16岁，后参加广东北伐军，随总司令姚雨平出征，在安徽固镇、宿州一带与袁世凯的北军作战。
二次革命后，邓演达选择继续读书，1919年于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后，应邓铿之邀，南下漳州在援闽粤军任宪兵连长。1921年，粤军第一师创立不久后，邓演达继齐公恪任师独立营营长。
邓演达严于律己、能文善武，精力充沛，富有革命激情，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深得孙中山的喜爱，孙曾说过，干革命，有两达（邓演达和张民达），革命有希望。
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青年时的邓演达，有一股愤世嫉俗之气
1923年滇桂联军东下讨陈炯明时，邓演达组织第一师青年军官响应，他忽悠了惠阳老乡叶举（时任陈军总指挥）五千块钱和两万发子弹后，率领工兵营调转枪头打头阵，还亲自出面收抚了敌军一个团的兵力。
陈炯明退出广州后，孙中山重组大元帅府，曾拟将邓演达的工兵营扩编为第三团，将邓越级提升为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但邓收到委任令时表示，自己搞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样破格提升，容易引起误会，不利于团队团结，所以婉拒之（彼时同是营长的莫大哥莫雄则讲究实惠，很欣喜地收下了旅长的委任状）。如此才有了赣军出身的卓仁机加入第一师任旅长的情况。
邓演达其后就任第三团团长，参加了在北江讨伐沈鸿英和东江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两战均有耀眼的战功。
1923年底东江之役后，梁鸿楷将卓仁机旅从第一师拉出来后，决定升邓演达为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邓演达仍推辞，说自己还年轻，威望不够，建议请陈铭枢出山任旅长为宜。
换做一般人，对升官求之而不得，邓演达两次推让升职，并非矫情做作，沽名钓誉，而是为第一师的内部团结多有考量和努力。
孙陈内讧后，第一师亦随之分裂为三派（拥孙、拥陈、中间派），动荡不安的情绪在团队蔓延，连看似忠厚的陈济棠都曾有率部脱离建制的波折，曾经的粤军精锐之师面临衰落甚至瓦解的风险，维稳是当务之急。
1923年底东江之役后，孙陈两派呈对峙状态。对此时的第一师而言，任命的高级军官首要考量的是要有稳固军心的资历和威望。
四团是第一师分家后保留最完整的团，陈铭枢作为创始人，在四团的威望极高，部下对其多有拥戴，希望其复出。就资历而言，陈铭枢也胜邓演达一筹。
另一方面，陈铭枢是邓演达在陆小的师兄，辛亥革命时还曾是同事（辛亥革命时，陈铭枢在广东北伐军任连长职），邓演达对陈的能力和干劲多有了解。
别忘了，当初陈铭枢提出加入第一师，即由邓演达在其中的大力斡旋。
邓演达为维护第一师团结的苦心和所作的努力，并非一朝一夕，其人格的高尚，深得同僚和组织的认可。1925年底，年仅三十岁的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必有其过人之处。
第一师职位的空缺，邓演达的谦让与推荐，对陈铭枢回粤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