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部队败退东江后，论功行赏，第四团率先发难讨伐陈军，记首功，陈济棠升为旅长，辖第三团（团长邓演达，陈诚随后在该团任炮兵连长）及第四团（团附戴戟转正升为第四团团长）。
如此，大半年前在赣州北伐前线拟被撤职的陈济棠，机缘巧合下竟连跳两级，升为将官，这运气不服都不行。
滇桂军进入广州后，俨然以主人自居，横行霸道，抢占各机关，公开进行包烟庇赌。有实力才有话语权，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在军阀混战年代。
此时在广州的粤军力量主要是第一师的几个团，实力较弱，为避免冲突，只得退居江门，暗自积蓄力量。
很快，一场新的风波在酝酿。只读过两年私塾的广西人沈鸿英不满足孙大元帅任命的“桂军总司令”，他认为自己正值兵强马壮之际，将广东都督捞过来，可能也不为过（有老上司陆荣廷坐镇，沈鸿英不敢打广西的主意。）
说干就干，1923年2月，沈鸿英在广州组织了个会议，在会上故意找岔子，争吵中其部下突然拔枪射击，省长胡汉民差点被打死，幸运逃出后，一口气跑到香港去了。沈鸿英意图用高威恫吓的办法，将省长捞到手。此即史称的“江防事变”。
孙中山搞革命几十年，有一大半时间是被通缉的，大佬岂是被吓大的。沈鸿英的施压方式，对老孙来说，未免显得太拙劣。
听闻事变后，孙中山即致函各路海陆军将领，要求迅速讨伐沈鸿英。北伐失败后退居福建的许崇智部、滇军李烈钧部、朱培德部陆续启程入粤。
沈鸿英见势不妙，明面向孙中山表示认错，将部队移驻肇庆及西江北岸，暗面却与北洋政府联络图粤。一个月后，他认为准备工作做好了，于广州花都公开就任北洋政府委任的广东军务督理。双方正式开战。
第一师回粤后屡受滇桂军的欺负（滇军还缴过张发奎一个排的武器，不过惹到硬茬，被“宁做土匪也不投降”的张发奎强硬要回来），早就憋了一口大气，开战后充任急先锋，与沈军在肇庆、清远一代酣战。
在肇庆攻城时，工兵出身的邓演达指挥埋炸药炸城墙。第四团连长蔡廷锴，任攻城敢死队队长，在城墙爆破的一刹那，率领百来个勇士奋勇冲锋爬墙，并与敌军肉搏，立下了攻城大功。
战后，高佬蔡得奖励三百大洋，并晋升为团队罕有的少校连长（一般连长挂中尉和上尉军衔）。
随后与沈军在英德大战时，高佬蔡又在紧急时刻率队与敌肉搏，冲锋时右手被子弹打断了筋脉，仍不下火线，可谓货真价实的“轻伤不下火线”勇士。
蔡廷锴表现勇猛，第四团团长戴戟却出了差错，在战斗的激烈时刻，竟然“失踪了”。战后归队后，被撤了团长职务，调为李济深在肇庆办的西江讲武堂堂长。空缺的团长位，由该团第三营营长缪培堃接任。
戴戟，安徽宣城人，保定三期生。辛亥革命任学生军时与陈铭枢相识，为十九路系统罕有的“外江佬”高级将领。
由此，在第三营营长空缺之际，袍泽们开始给蔡廷锴道贺：所有人都认为该营的少校连长蔡廷锴理应顺理成章地接任营长。
万万没想到，上头发布的命令却是：由蒋光鼐（没在第四团服役过的新人）接任第三营营长。
原来蒋光鼐自1918年加入援闽粤军后，一直在第一师师部任参谋，直到1921年5月，大总统警卫团成立，蒋光鼐调任至警卫团任团附（团长陈可钰，三个营长分别是薛岳、叶挺、张发奎）。
一年后，孙中山和陈炯明的矛盾已日趋激烈，为安全考虑，计划建立警卫二团，由东莞佬李章达任团长，蒋光鼐任团附（副团长）兼营长。
搞参谋多年，蒋光鼐也想到部队带兵历练，心里充满了期待。不想警卫二团还没组建好，“六一六”轰总统府事件发生，孙中山跑到永丰舰避难，警卫二团的计划随之夭折。
蒋光鼐再一次失业，被组织安排到香港做招抚和兵运工作，直到此时第四团第三营长空缺之际，被委任为该营营长。加入粤军多年，蒋光鼐总算是实现了带兵的梦想。
可蔡廷锴的心灵却很受伤：论资历，自己在第四团的前身-“肇军”时代就已经是排长，军龄十几年（蔡廷锴于1907年首次从军），当前也是该团资历最深的连长。
论战功，每次打仗自己都是冲锋卖命，有进无退，为革命流血流汗，已记功三次。
论军衔，自己还是破格提拔的少校连长，与一般的营长平衔。
还有第二个人合适做这个营长位吗？高佬蔡表示不服，遂托人向旅部请长假，以示消极。
可是请假却没有得到批准，委托人告诉高佬蔡，“某高官说你妄想升营长，所以不予请假”。
听到“妄想”这两个字，高佬蔡气得青筋暴起、眼角抽搐，这下是没法忍，没法干下去了。他留下一封信，与部下做了交接，直接撂担子走人。
领导听闻猛将出走，赶紧派人挽留，并许以新岗位，但高佬蔡这回是伤透了心，短期难以抚平，任何人也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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