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6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伊川先生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伊川先生说，孟子分辨虞舜和盗跖的不同，只在看义与利之间如何取舍。之所以说“间”，是说义与利相去并无很远，它们的较常只在毫末。义与利的区别，本质上是公与私之争。人们经常刚才还在谈论道义，转眼便从利害角度考虑处理问题了。这种权衡，便是因为心中在乎利害关系。如果没有利害之心，何用权衡计较？利害，是世人的人之常情，人人都懂得要趋利避害，但是圣人从来不关注利害关系，只看从道义角度，某事当为还是不当为，如此个人的命运便在其中了，而不是试图获得一个好命，而去计较如何趋利避害。

虞舜和盗跖的区别，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导致这种结果的起源却只在毫末之间，即为义还是为利。为义处于公心，为利出自私心，公心和私心，只在一念之间。

这段话告诉我们，知易行难，知义是容易的，但是行义却很难，因为私心欲望经常会压倒公心，主导我们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这种知，不是真知，真知必能真行。那么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人都和告子一样，认为仁在内、义在外，而孟子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认为仁义都是内在的东西，义不是外在的。

7.27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伊川先生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恶，识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须渐好。

伊川先生说，大凡真正的儒者，不敢期望在大道本身用尽功夫，他们只是让自己存中正之心，从而能够区分善与恶，懂得什么是廉、什么是耻。像这类人，通常也必须日积月累，渐渐变得更好。

伊川先生这是强调得道不是修道，而必须是修身。道就在我们内心，故存正为道之体，别善恶、识廉耻为道之用。治学者，须是从用上下功夫，而且不可马上成功，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