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白菜》
早晨是被儿子的电话“吵”醒的。他问他妈，今天（10号）有没有重要的事情须要处理，没有就回上海，他儿子的奶粉只够吃到明天（11号）八点的了。
“下午回上海吧！”没等妻子开口我就回答了。
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呢？这次全家都一起回趟老家只是因为六号是父亲去世周年的祭日，我们已冒雨上坟了。七号又去了“谋道”，“程家墩”几处坟地，等于提前做了冬至，这样回家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之所以准备推迟一天回上海是想回程家墩看看，还还人情债，每次回老家都有人“接风”，真的难为情，都是人，如果一直要人接风而自己竟装模做样，也许自己真的会成一阵风；还有一个原因是预报说十一号有中到大雨。儿子、女儿已提前回到上海，这边还有妻子、儿媳妇、孙子四人。大雨天开车视线不好，多少有点顾虑的。
可是孙子的吃喝是大事，他只吃一种奶粉，好像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什么牌子，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只吃到十一号的早上八点。也许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长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好。”这是老家的一句古话，我何止三样没学好。
“昨日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柏庄”二十一层上是否能算高楼呢？站在阳台上我没有西望老家，望也没用，哪怕爬上楼顶也没用，西边有更高的楼，还有比楼高的小山，层层叠叠的。我的眼光透过玻璃只能向前方眺望，天空像床睡旧了的被絮，乌黑乌黑的，细雨在无声无息地飘洒，没有一丝晴好的迹象，七号雪也下过了啊，不是说“霜后暖，雪后晴”吗？打开手机，网上还是一溜的雨天，难道老天也揣着满腹的伤心事无处诉说，只好借助着流泪去发泄？
和母亲通了电话，告知她我们下午要回上海。母亲沉默了一会还是说话了，她说不是说还要呆一天再走吗？家里又没刺？我说你重孙子奶粉没了，不回去吃什么？她“哦”了声就没话，半响手机才传来微弱地声音，那你们上午回家，准备好的咸菜，干豆角带走，还铲点白菜，拔点萝卜带着，挨过雪的菜好吃，甜。
我应了。
我怎么会忘记萝卜白菜呢？它们伴着我在老家的三十年时间，到现在，以后还会伴随着我。
母亲说过，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人很瘦弱食量却大，母亲的乳汁总是满足不了我的胃口，像现在人夏天喝了啤酒，貌似腹胀，上完厕所又能灌两瓶一样。
每每母亲上工的时候，我总是等不及奶奶送我到田间地头，在劳作的人们中寻到母亲，一路上我“哇哇”地哭声总是要惊飞在路边啄草籽的鸡。后来奶奶就在家里熬米粥，搞玉米糊糊拌上凉了的白菜、箩卜汤喂我，这是我第一次尝到除了母乳外的人间烟火味道，咸味居多，也有时是淡淡的甜味，有时是微微的苦味。它们撑饱了我的胃，止住了我的哭声，也增强了我的骨骼，让我过早地挣脱了奶奶或母亲的怀抱，行走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急急忙忙而又跌跌撞撞。
不止一只听母亲说我十个月就会走路，不知道那时的我是不是急着跑路想找些好吃的东西？为此我到现也没有一丝的自豪感。
但我再会跑也没用，在那困难时期，餐桌上最常见的也仍旧是萝卜白菜，即使到了荒春初夏它们退场的时候，餐桌上还有黄酥酥的咸萝卜，腌白菜调和着我的味口。
也许是它们太平常，太容易生长，太容易收获，在老家的菜地里见得最多的也都是萝卜青菜。像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没有一点奢侈，简单得只有温饱。
我们回程家墩的时候快十点了，雨丝渐渐粗起来，落在挡风玻璃上能听到“叭叭”地声响，村中的小路被车轮长时间的碾压已是高低不平，洼处积满了雨水。车子停在老屋门前并没有见到母亲出门，我按了按喇叭，没用，下车看到锅屋的门紧闭着，大门虽然留着缝但也是锁着的。
人呢？叫了没应，打电话没人接。雨却是越来越大，旁边的妻子催我，不在家就走了吧，还要赶路。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但也不能这么等下去。车子在慢慢向前移动，老屋在反光镜中渐渐变小，雨刮器像两根搞糊的长筷子搅得我心里乱糟糟的。快拐弯的时候反光镜里出现一个熟悉而又模糊的身影，那是母亲，挑着两只盛满菜的蛇皮袋正彳亍过小石桥。
我赶紧下车跑过去，接过担子，沉沉的。雨水顺着那花白的头发流在满脸的沟壑上，像一条条奔流的小溪，下面的靴子边都是泥巴。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去后面的菜地了，铲白菜、撇掉外面菜帮子都很快，拔萝卜就慢了，主要是修菜根，菜叶子慢，以前做这些不要一会功夫的，现在老娘老了，干活不利索了。”我连说：“下这么大的雨就不要去搞，怎么就不听呢？看看你的衣服都湿透了，赶紧家去换换。”
车子缓缓出了村庄，空调的热风使劲地吹来，我先前在头发的雨水落下，经过眉毛，路过双眼，滚烫滚烫的：
这萝卜白菜也是我的奶粉啊。
《村中的大河》
每次回程家墩的时候，都要静静的去村里走走，一个人，围着村中央的大河转转。曾经留下的脚印早已被岁月的灰尘覆盖得无踪无影，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寻找到什么。
蹲在儿时捏着鼻子跳水洗澡的小桥上，仿佛能听到面前“叭啦叭啦”地击水声。现在呢？面前的大河瘦了，浅了，邋遢了，已面目全非。像个被遗弃了的老人躺在乱草丛中，没人关心，问候甚至去瞄它一眼。那乱糟糟的茅草便是它的枯发，那浅浅的脏水便是它混浊的泪，那三两棵老柳树便是它脱落遗留的黄牙。
“怎么会这样呢？”看着满目疮痍的大河，我在问自己。
这条大河曾经是程家墩最亮丽的风景，三百八十多米长，平均宽度近二十米。河里虽然没有那娇艳的荷花，也没有供人采摘的菱角，但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碧波荡漾。大河南北是绿茵茵的菜地，四周有零零星星的柳树点缀。河边还有许多供人淘米，洗菜，洗衣服的石板，石条。还有几十户人家的房子群星拱月般的围河而建。
河边一年四季从不缺少欢声笑语，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夏天。太阳还没露面河边就热闹开了，老远便听到木棒锤衣服的“呯呯”声，还有喜欢嚼口舌的女人们的喜闹声：“听说程家媳妇又怀上了？”“是的哦，那天在我家玩都见她吐了好几次。”“刘家家里的这几天要生了吧？挺着个大肚子还看她挑水呢！作孽。”“男人不在家，自己不挑你给她挑啊？”“我都忙死了，哪有功夫？等会孩子早读就要回家吃早饭了，哎呀忘记了，粥还在锅里熬着呢，我得回去看看再来。”“哈哈哈哈”，笑声震得水面起了皱纹。
傍晚的时候大河便成了孩子们的洗澡盆，看到我们这些赤条条的小孩下水，本来还在河里悠哉悠哉的鸭子，慌忙扑打着双翅，鸭掌像划过水面似的急吼吼地钻到西边的小沟里去了，来不及逃的干脆躲到岸边的树根边，惊恐地看着我们弄得水花四溅。尽管河有一丈多深，但在我们的眼里这又算得了什么，我可以蛙泳带仰泳的从河西游到三百米外的河东，还可以在河西边最深处扎个猛子下去摸只露出白肉的河蚌上来。
那时候程家墩四百多人口吃的菜，米都在这里清洗的。四百多人身上的汗，泪都放在这里浸泡过。所以你每天看到这里的人吃的开开心心的，早上都穿的干干净净的。其实脏的东西都被大河掩藏在下边呢！
“河里还有鱼吗？”那天在大河东边的岸边碰到以前的队长老左，我问他。奔八十的人了，身体还很硬朗。“鱼？还有肉呢？”他的脸本来就黑这么一笑显得有点滑稽也有点无奈“还没卵皮深能容什么鱼？”他接过我递上的烟，“都四十多年没清过河底了，车子还得要经常洗洗呢，上次清河底还是我当队长的时候。”
他说的那次清河底我也八，九岁了，记得很清楚，眼前仿佛就有部水车架在水边，车拐一进一退的，车幅紧咬着木制轱辘不停地扑打着水花再将水源源不断地带上岸来，顺着水沟潺潺地向北流去。
“五部水车日夜不停的抽，我都两天没睡好觉”。我记得只有两部，并且很清楚一部在河西边，水从我家后面的小沟排出去的，还有一部往北经过小沟排到北埂之渠里的。
程家墩的大河其实不仅仅是村里人用的，还承接着南边新化，下拐，大墩三个生产队及其周边几百亩地黄梅天的雨水下泄。这些水都要经过这条大河排向北埂之渠。两个出水口上面都有石条搭成的小桥，出水沟都不宽，只能各容一部水车，并且水要干的时候我还用家里的竹篮在西边的那部水车后面拦截着顺水车车上来的小鱼，有的鱼头都被水车的叶片刮掉了。尽管过去都四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得很清晰，但我也没和他争。
大河清一次确实不容易，老队长很精明，时间选择在冬天，农闲了的时候，水也浅。那时没有抽水机，靠那种木制的水车，人工的你推我拽的。抽干水也要三四天，然后全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力气小的人挖，大部人都是挑，这些河底的肥泥经过全队人半个多月的劳作才被全部挑到生产队的麦田里，油菜田里。经过冻结到春天风化了的时候便成为极好的农家肥，也很大程度改良了土壤。
老队长说，程家墩的土地大部分都能种棉花这与那些年的土壤改良都有关系。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又露出一丝笑意，似那种自豪的，有点得意的那种。
他说的意思我懂，听老人们讲过，上个世纪的一九五四年长江曾在老洲的沙包破过圩，离程家墩还没两里路，洪水挟持着大量的江沙而入。水退后，原来肥沃的土地上沉淀着厚厚的白沙，经过几十年不停地改良用老人们的话说，才慢慢由生土变成熟地的。现在下圩上面几个队仍然还有许多沙地，只适应种植花生。
没有鱼的水肯定是死水，没有鱼的河肯定是死河。
有了自来水，洗衣洗菜已不再去河边了，就少走这么几步路，让热闹的河边清冷了，让村中的小路寂寞了，让人与人彼此间的交流中断了。何况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留守在家的都是老的老，幼的幼。村里的蒿草长的有人深，晚上出门都有点怕怕的。还有的举家搬走了，人走了房子却搬不走，时间一长墙倒了一只角，屋面坍塌了，显得破落不堪。我记得以前地上的树叶也被耙子耙得干干净净去烧火粪了，门前到傍晚的时候有灰没灰都要扫一遍。虽然穷，苦，像一个人，穿的衣服虽然不是名牌但很整洁。
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应该有一条河，那是洗涤身心污垢的地方。
《年味儿》
老家的年味，随着腊月二十四大年前的一次真实彩排开始渐渐浓稠起来的。年味夹杂在忙碌中袅袅升起，忙着清扫，浆洗衣被，杀鸡宰鸭，购置年货，忙得是昏头转向。而其间一个“炒”字，一个“炸”字，让年的味道在屋里躲不住，藏不了，从门窗的空隙中，瓦与瓦的窄缝里钻出来，在门前的场地上拥挤，翻滚，在屋后的树林中游荡，碰撞，呼呼的北风吹不散，毛毛的细雨也淋不潮。
贫穷的年代，乡下人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庄稼地里收回来的农作物，为了不至于新年里冷落了来客，都少不了要炒些年货，花生啊，六谷泡子（玉米粒）啊，蚕豆米角子啊，条件好的还要炒两锅芝麻，黄豆。
炒货少不了沙子，圩区最不缺最常见的是白沙，细如白面，尤其江边纯得没有一点杂质。每家都有熟沙，装在破脸盆里见不得人似的躲在墙角边，乌黑鸟黑的。沙子入锅，硬柴火将锅舔得发烫，沙子融化般扑扑跳。赶紧挖一瓢花生倒下去，跟在花生后面的是锅铲，像个调皮的孩子，翻过来覆过去做重复的游戏。炒花生不是件容易的事，花生米藏在壳里，靠沙子透过外壳烫熟，稍不留意米粒就老火，吃了有苦味。但圩区女人大都是炒花生高手，花生熟没熟，不用看壳的颜色变化，也不用剥一粒扔到嘴里尝尝，她们只相信自己的鼻子，相信自己的嗅觉，当捕捉到的香味不浓不淡时便可起锅了。
先炒的是水籽花生，也叫二波浪子，就是没有发育完好，颗粒饱满的瘪子花生。这种花生吃起来不油腻，比饱满的花生粒更脆更香。我们往往捧一大捧放到桌上，一粒粒地捏，估计有半小把时，一下蒙到嘴里，似乎这样味道才有丰满感。
相比花生，炒六谷泡（玉米粒）简单多了。这些晒干了的颗粒好像也怕烫，一入锅便嗤嗤叫唤，有的急急地爆出了花朵。还有一种是准备滚糖豆的，在开水里煮过，太阳底下晒过，它们入锅没有什么反抗，几个翻身便香酥如饼。
米角本来就是熟的。淌米皮的过程有些烦琐，米淘干净要浸泡一夜，再去石磨上磨成米浆，放到锅里蒸的时候，一盘一锅只能舀上一铜瓢，撕下来的面皮凉却后才能切上长条，然后用菜刀或剪刀，切（剪）成小三角形的块块。
炒的时间最长的是冻米，冰米是罾熟后晒干的，炒的时候干瘪的米粒忽地胖起来，颜色由白变黄。一锅很快但放得少也就慢了。往往冻米炒完的时候天就擦黑了，赶紧泡一碗加了红糖的炒米，这是对饿了一天的肚皮最大方的犒赏，这个时候也是准备切米糖的开始。
“炸”这个字音在我们那里应该读“扎”音。过年少不了这个“炸”字。有种用面粉制成的零食就叫小炸，方法类似于手擀面，就是没那么长，三五公分而已。也有炸米角子的，捞出锅胖嘟嘟，黄酥酥的，香脆入口就化，回味绵长。更多的是炸丸子，我们叫大头圆。以前做的名不符其实，用的肉不多，像本来就粗糙的日子需要填充点水份，掺的更多是糯米饭，豆腐。乡下人不懂得花哨，但再苦的日子也要增加一点香味，姜末啊、葱花啊、还有盐、五香粉都是少不了的。肉是五花肉，为了和配料更好的融合，肉要先切成小块，摊在砧板上，两把菜刀上下翻飞，敲鼓似的用力剁，“当当当”，“得得得”，清脆而又有节奏，不仅考验人的耐力也考验人的耐心。剁成肉泥成薄饼还不行，用刀将泥饼折叠起来，再反复去剁，恨不能剁成粉末。豆腐米饭已捏成糊了，将肉末铲进去，用筷子反复搅拌，粘糊糊的。母亲做这些都是在年饭吃完以后，但不急着热油锅，而是搬弄着醒好的面粉剂子，准备炸小扎的料子。她要等我们睡觉时独自享受菜油的浓香，像是怕我们偷学了她的手艺。
我们实在等不了那诱人的香味冲进鼻孔，再去品味那极品的乐趣，稀零的鞭炮声也炸不死厌恶的瞌睡虫，只得晃晃悠悠难舍难分进入梦乡。
但母亲不孤单，陪伴母亲的有燃得正浓的煤炉，炉上面变了色的大铝锅里正“咕噜咕噜”地哼着小曲儿。锅里是在炆鸡蛋，那年头有讲究，过年要沾点颜色，白净净的光蛋是端不得桌面的，母亲为了给它们上色，费尽了心思，放酱又不能太多，放点茶叶，想想还怕不行，盖上锅盖前还抓了一把黑芝麻，几颗五红星似的茴香八角。
还有一种叫萝卜圆子，不用炸，放到锅上蒸。做萝卜圆子的复杂繁琐在于搓，一大滩面剂要搓成无数只板栗大的小圆子需要的是耐心。一家人围在大盆边，有人搓，有人在锅屋里蒸。屋里充盈着带有淡淡清香的热气。但萝卜圆子真的不好吃，除了有咸味香味外，没有其他可留到唇齿间的记忆。每当家里来客人时，我的双眼由不得自己去盯着客人面前的碗，那里不仅有圆磙磙的炆蛋，鸡肉，更有如卤肉般酱色的大头圆子，它吸引着我的双眼，诱惑着我的味蕾，尽管母亲想用话支配我走开，但我的腿像两根钉子钉在桌边，移动不得。多年后，我也成了小大人，做客时自然也遇到过这种眼神，这种渴望。我手中的筷子便不灵活，迟迟夹不住并不光滑的圆子。我像见到过的客人一样，将碗中的肉圆，鸡蛋分一半给孩子。
在我记忆中，每年的年底都有这样的情景再现，说年味都是是父母给我们的一点不为过，他们一生都在为我们默默忙碌，这种习惯到我们有了孩子时仍旧没有改变。现在父亲走了，母亲也早已白发苍苍，忽就觉得年味淡了。
前年春我从老家的超市里看到了久违了的六谷泡，大约五斤的样子，觉得亲切，便带回一袋，放在家中的茶几上。一个多月也没吃掉几把，硬是放坏了。家里没鸡没猪，在一个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偷偷地扔到前面的垃圾桶里。
